相隔35年,年近七旬的摄影师再次骑行京杭大运河
北京晚报·五色土 | 记者 杨昌平

2020-01-20 13:07


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最古老的水上交通路线之一,它曾深刻地改变了古代中国,也在不断地影响着当今运河沿岸的人民。各种影像中有关大运河的记录,也不过百年,但这些记录,却写满了沿岸人民的回忆……

如何用镜头讲述一条河流的故事,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摄影师去尝试。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走近运河,走进逐水而居的运河人家,用镜头记录下运河沿岸的人和事。在我们北京,也有这样一位摄影师,他在1981年的时候,就和同事各骑着一辆28自行车,从北京沿着大运河骑行到杭州。35年之后,这位摄影师已经68岁了,他回想起当年冒雨骑行大运河时的豪言壮语:“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沿着大运河走一次。”于是,他又背上相机,蹬上自行车重走大运河。

1981年6月19日,刘世昭(左)和沈兴大从北京出发前,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2016年2月28日,68岁的刘世昭从北京恭王府出发,开始了第二次骑行拍摄京杭大运河(智肃民 摄影)

这位摄影师叫刘世昭,退休前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他的电脑里,保存着数千张骑行途中所拍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在1981年所拍的,那些珍贵的照片也全部扫描成电子版了。翻看着一张张照片,他向记者讲述着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些照片,直观地反映了运河几十年来的变化,反映了两岸居民的生活百态。尤其是那些在同一个摄影位相隔35年所拍摄的照片,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有欣喜,也有感慨。

“扫街”练出了基本功

骑行大运河?估计多数人听起来就犯怵。对刘世昭来说,却是挺简单的事,用他的话来说,这源于他平时“扫街”所练出的基本功。

刘世昭住在东三环边的劲松,一住几十年,他对那幢老楼也有很深的感情了。1979年时,刘世昭到人民中国杂志社上班。单位在西二环边的车公庄,家却在东三环,这离得可不近。“单程15公里吧,每天一来回得30公里。”刘世昭用手比画着告诉记者,上班这几十年,他就爱骑自行车,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去单位骑车单程大概是45分钟左右,而且路上还不许别人超他,谁超他他必超谁。直到快40岁的时候,刘世昭才不和别人“比赛”了,在骑车的时候保持着平稳的速度。

对于自己所骑过的每辆自行车,刘世昭都记忆犹新。“我这30多年来共换过7辆自行车,最爱骑的还是28自行车,其中5辆都是凤凰和永久牌的28自行车。”刘世昭说,还有两辆是变速自行车,看着很时尚,但骑着骑着都在中途出毛病了,他觉得还是不如28自行车结实,于是又换回去了。

他喜欢骑自行车,和其工作也有关系。刘世昭从小酷爱摄影,到人民中国杂志社从事的也是摄影工作。“我11岁的时候就开始摸相机,那是1960年左右吧,我们一家人出去的时候,总是我爸在拍照片,我就说相片里怎么老没我爸呢?于是,有次在颐和园,我就拿起相机拍,从那开始就对拍照有了兴趣。”刘世昭还记得,他第一次用的相机是德国蔡司依康牌的,那时候价值600多元,也是一笔巨款了。家里怕他把那台相机用坏了,就花10元钱给他买了台友谊牌的,他就开始学风光摄影,还自己学着冲胶卷、洗照片。那时候相纸也非常贵,他就论斤买边角料。

小时候对摄影的爱好最终影响到他的就业,他选择了摄影记者的工作,这个工作也使得骑自行车成为他的另一爱好。“我每天去单位都是骑车,每天骑一个来回,30多年都是如此,一直到退休返聘的时候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在2016年68岁的时候,才有底气再次骑行大运河。我喜欢骑自行车出行,也有个说法,这也叫扫街,是摄影记者的基本功。”刘世昭如是说。“扫街”在摄影圈里也是个专有名词,摄影师在街头无休止地穿梭,并非旁观生活,因为在平凡普通看似纹丝不动的生活之下,还有些波澜壮阔、山呼海啸、无法言说的情感或时刻,这些片段是值得被记录的。

骑行、摄影、大运河最终能结合起来,要归功于他的同事沈兴大。沈兴大比刘世昭大11岁,是个文字记者。沈兴大是常州人,在运河边长大,对大运河有很深的感情。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没什么人关注大运河,不过人民中国杂志不一样,该杂志专门面向日本发行,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化特色。于是,沈兴大在1981年初提出大运河系列报道的思路,当时赶上国际能源危机,也倡导绿色出行,编辑部遂决定骑车去采访。如此一来,年轻又爱骑自行车还是摄影记者的刘世昭,就被选中和沈兴大一同骑行大运河。

1982年11月9日,冒雨骑行途中,刘世昭单手举起相机盲拍。刘世昭摄影

庆丰闸旁拍太狮

千里骑行大运河,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更何况他们还要对沿途的社会生活、人文历史作细致的采访。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沈兴大只能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把运河沿线有故事的人、物、地点全给抄到笔记上,等到出发前,他整理出的资料摞起来居然有1.5米高。

“在骑行途中,我们曾按照资料去采访,好多时候都扑了空,早都发生变化了,所以沈兴大经常感叹‘我们是广种薄收,经常不收’。”刘世昭描述说,沈兴大是把两个大提包摞在自行车后座,而他要带三台相机,生怕漫漫长路中把相机给颠坏了,就在加装的车筐里再自制了个类似弹簧床的设备,然后才把相机包放在车筐中。

从1981年5月开始,沈兴大和刘世昭先在北京沿运河采访。他们从白浮泉、十三陵、颐和园、万寿寺、玉泉山、高梁桥、积水潭……这一路就拍了个把月。到了6月份,他们开始沿通惠河骑行,中间就不再回北京了,而是骑到哪儿就在哪儿休息。

刘世昭点开一张反映乡村中舞狮的照片,介绍说:“出北京城沿通惠河走,运河上的第一座古闸就是庆丰闸,也叫‘二闸’。二闸旁有个狮子会,是当地村民办的,这个狮子会太有名了,叫‘钢铃武太狮’,曾受过皇帝的册封,民间都说‘二闸的狮子会凫水’。”

通惠河边的庆丰村有一个流出自明代宫廷的狮子会-钢铃武太狮(1981年)。  摄影:刘世昭

通惠河旁庆丰闸村的狮子会(1981年) 摄影:刘世昭

“最是望东楼上好,桅樯烟雨似江南。”有一首《清代北京竹枝词》曾盛赞庆丰闸旁的繁华。庆丰闸北有“二闸村”,庆丰闸南称“庆丰闸村”,在历史上,南北村落里有酒楼、饭馆、茶肆、旅店、店铺等,同时演出秧歌、舞狮、高跷、唱大鼓、说评书、唱二黄、莲花落、放河灯等,此起彼伏,声声环绕。闸北有龙王庙,引来八方游人进庙烧香。闸南有望东楼,闸北有望海楼。清代震钧所著的《天咫偶闻》形容庆丰闸:“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淮河上。”

北京城曾有太狮会,榜上有名的13堂太狮分属两个不同的流派,其中12堂为文狮,1堂为武狮,而武狮就是二闸的“钢铃武太狮”。

二闸的狮子诞生于大明正德三年(1508年),是由紫禁城里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主持操办起来的。明武宗朱厚照也是位特立独行的皇帝,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他样样爱玩,并且创造了不少别出心裁的玩法,其能操办出“钢铃武太狮”,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燃灯塔下,刘世昭拿起相机,拍下了这座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古塔,塔顶的塔榆非常显眼。如今,那棵在塔顶生存了两百多年的榆树已经被移植到西海子公园,告别了在塔上沐风栉雨,却又无法扎根的艰苦生存环境。塔下的三教庙在1981年时还是北京花丝镶嵌厂的车间,刘世昭拍摄了工人们生产手工艺品的场景,如今,三教庙已经恢复,并与燃灯塔统称为“三庙一塔”景区。

▍大运河旁的燃灯塔,塔顶的榆树清晰可见。目前塔榆已移植到西海子公园。刘世昭于1981年摄影

在通县采访的时候,刘世昭拍到了一位103岁的老人,老人名叫戴成元,是通县当时唯一健在的、在运河上扛过皇粮的船工。当时戴成元老人已经回忆不起多少往事,却仍腰板硬朗,行动自如。

▍时年103岁的戴成元,是通县当时唯一健在的、在运河上扛过皇粮的船工。 刘世昭于1981年摄影

张家湾有个叫官沟的地方,过去上京赶考的举子们在此下船后,都要在官沟一带休息两天,然后再坐上轿子、毛驴或马车赴京赶考。不过,等刘世昭在2016年到官沟探访时,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些典故了。

通县张家湾镇官沟因上京赶考的举子多在此下船再赶往京城而得名(1981年),刘世昭摄影。

▍通县农村的孩子们(1981年) 摄影:刘世昭

▍通县农村盖房的农民(1981年) 摄影:刘世昭

▍通县张家湾小学(1981年)  摄影:刘世昭

翻着这一张张照片,刘世昭感慨道:“这些照片,都是珍贵的回忆,也是宝贵的资料。等2016年我再次骑行大运河的时候,庆丰闸旁的村民已经搬迁住上了楼,已经拍不到钢铃武太狮了。”

最可惜那些消失的人文印记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7公里,刘世昭骑行了多远?这没法计算,不过,据他估计,得有个5000公里了,因为他们不是真的赶路,而是四处采访。

“骑了一段后才发现,骑车是最好的选择。大马路能走,小泥路也行,采访变得更为细致。遇到有趣的事儿,自行车可以随时停下来,风景看得逼真,避免了走马观花。”刘世昭每天记笔记,记录下每天骑行了多少里、采访了什么人。多年后,厚厚的一摞笔记成了宝贵的资料。

沿途有不少值得探访的地方。比如山东临清的贡砖,明清两代“岁征城砖百万”,当时临清每年的贡砖烧造实际数量应远远超出几百万块。到了临清的时候,当地人带刘世昭去看砖窑。砖窑也有使用寿命,烧上几年后窑就废了,需要重新修窑,所以历史上的官窑只有一些遗址了。那个年代都不重视对运河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官窑遗址也得不到什么保护。临清还留着不少贡砖,每块砖上都刻着年代、监工、窑户的名字,这些砖都被村民们拿去盖房子、砌院墙。刘世昭还拍下了村民们用贡砖修建的房子,等2016年他再去探寻时,那些房子早被拆掉卖了,每块砖都卖了好多钱。现在当地有个70多岁的老人恢复了贡砖的工艺,所生产的砖块供不应求,连韩国修复古建也找他买砖。

2016年3月10日,刘世昭在山东临清拍摄御砖的生产(徐延林 摄影)

到了江南水乡,他们按照预想计划,想采访微山湖的渔村。在搜集运河沿线资料时,微山湖有“渔歌唱晚”的美景。但深入当地后,却发现微山湖没鱼可打了,当地也没渔民了。在1981年的时候,渔网的网眼已经快密如纱布,连小鱼苗都被打捞殆尽。

“对于我们摄影记者来说,镜头记下的就是历史。”翻看着一张张照片,刘世昭告诉记者,2016年再次骑行时,有不少遗憾。比如某地运河沿岸有不少居民,颇具小桥流水人家的特色,如果加以完善,完全可以形成景区。可惜的是当地有任领导让居民全搬走,河边修成了绿化带,小桥也拆掉,结果被有眼光的商人以30万元的价格买走,把小桥每块建材都予以编号,原样复建在别的景区了。如今当地领导提起前任的作法,仍扼腕叹息。

▍江苏省常州市,流经市区篦箕巷旁的京杭大运河(1982年)。 摄影:刘世昭

▍江苏省常州市,从篦箕巷旁的桥上拍摄的流经市区的京杭大运河(2016年)。摄影:刘世昭

还有某地向来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运河边也形成了著名的米市。当地居民的船只停靠在房子后门,然后把货搬运到前门做生意。可惜的是,居民住房也拆掉了,只在原处立了个牌坊,上边写着“米市旧址”。

1981年开始的那次骑行,共持续了两年的时间。那次骑行采访完之后,刘世昭和沈兴大开玩笑:“等10年以后,咱们再骑一次。”但是,大家工作繁忙,再也没有时间去骑行大运河了。2008年刘世昭退休后,单位返聘他继续工作。等到2014年,他彻底在家休息,就琢磨着再次骑行,也是想为保护大运河文化呐喊助威。等到2016年,他68岁时,终于开始了第二次骑行。

“不过,第二次骑行和第一次不一样,没有采访任务,总共只花了68天,而且全程是有车跟着的,毕竟我那时已经68岁了,不能和年轻的时候比,家人也担心,总怕摔了。”刘世昭说,第二次骑行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运河的运输功能早已弱化,但是它的文化传承和旅游功能却得到了发展。有的地方在城市改造中有失策的地方,有的地方却发展得风风火火。无论如何,运河文化需要我们加以珍惜,需要我们代代传承。


编辑:杨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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