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到底有多少条街巷胡同？有人说它如同“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也有人称“著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

北京街巷胡同的起源

北京的街巷胡同起源于哪个朝代？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元代的元大都。但也有人推测其最早起源于金代的金中都，认为在元灭金的战争之后，蒙古军队只是烧毁了金中都的宫殿群，当元朝选择在这片土地的东北方向兴建一座新都城的时候，原本在金中都的居民区仍有百姓居住，而今天在大栅栏西侧的铁树斜街等胡同就是当时百姓往来于金中都旧城与元大都新城之间的主要通道。

当年，元大都能否快速建设，成了新都城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元大都有着先规划再建设的优势，他们选择了《周礼•考工记》中“棋盘式”建城方案。设计者先确立了从丽正门（今天的天安门）到中心阁的城市中轴线和贯通城市的主干道，再规划与它们平行或垂直的不同等级的道路。据元代的《析津志》记载，当时元大都有火巷384条,胡同29条。

元大都的火巷比胡同多且宽，这是由于游牧民族进驻这座都城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牲畜，所以当时划定每家院落“八亩为一份”，这个体量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合院要大得多，而这样一户挨一户的大体量院落，它们之间的通道也很宽,这个很宽的巷子就是当时的火巷。相对“八亩为一份”的大院落，当时比较小的院落所占比例并不大，这些一排一排的小院落，它们之间的通道称胡同。忽必烈当时就是按照大街宽24步，火巷宽12步，胡同宽6步的尺度来营建这座都城的。

如今，当时那些大街和火巷的名称都未被记录下来，唯有这29条胡同中的砖塔胡同留名至今，在元曲《张生煮海》中曾提到过“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而这个“砖塔儿胡同”指的就是现在西四往南的砖塔胡同。

“模块化的”元大都

元大都采用的是唐代长安城里坊制的管理模式。所谓“坊”就是由东西南北四条街道分隔出来的一块方形的居民区。每个坊的内部有若干小巷。元大都的主要街道呈南北向，与东西干道共同构成了50个坊。坊内的住宅坐北朝南，用于通行的火巷和胡同沿着南北大街的东西两侧平行展开。火巷与胡同相互交织，形成了棋盘式的城市肌理。

如果说北京的街道横平竖直，整体看像个棋盘，那么棋盘中间的楚河汉界就是都城的中轴线了。元大都在确立了都城中轴线之后，在其两侧对称建设由纵横的火巷和胡同以及大小相等的院落组成的都城。当时，供人居住的土地被划定为一个个8亩的地块，在这些大小相等的区块上，建筑师用院落迅速“填充”它们，建设了一座“模块化”的城市。这应该是当时最前沿的建筑管理科学的代表。

如果从旧京城的老地图上看，从长安街往北到德胜门一线的胡同街巷大多横平竖直，这都是缘于元代的城市肌理。目前，南锣鼓巷街区、东四街区和西四街区的街巷胡同基本保留了当年的尺度。

元大都城内的河湖水系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一个是由高粱河、积水潭（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因河道水系的影响，水系附近的街巷胡同不能再按照原有的正南、正西走向分布，于是出现了斜街。

烟袋斜街的形成与什刹海河岸变迁有关。60年代建筑地安门百货公司大楼施工中，曾发现元代海子之石驳岸遗迹，可知其基址原为元代海子的东北岸。因为是沿着海子岸边逐步发展，使街道走向形成斜街，与大都城原规划的棋盘式街巷不同。它的南边还有“白米斜街”，也是由元代海子之东南岸淤积后逐渐形成的。

1272年元朝迁都燕京称大都后，位于元大都西南方向的原金中都就成了废都，也称旧都。但此时它的城市功能还存在，并在新旧都交替之际，其物资和人口都相对集中，是元大都这座新都发展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因此，商人和老百姓都奔走于新旧都之间从事商贸往来，使得位于元大都城外的大栅栏街区成了新旧城之间的货运中转站和交易场所，在新旧都之间自发形成了若干条由西南斜向东北的商业街市，这就是大栅栏地区杨梅竹斜街、樱桃斜街、铁树斜街、棕树斜街等最初的肌理构成。

明清时期北京的街巷胡同布局

元代灭亡后，明代继承了元代的街道布局，只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稍向南移，使元大都的北城墙与新建成的明城墙之间形成了近五里的缓冲地带，南部的城墙沿现今的长安街一线再向南扩近三里，形成了当时的城池。

明嘉靖时开始修筑外城，原先的设想是外城将内城完全围在里面，形成一个回字形结构。后因工程浩大,只得先修筑南边的城墙。于是，北京城独特的“凸”字形布局就此定形，都城的中轴线继而又向南延伸，形成了一条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沿着这条中轴线分布着钟鼓楼、地安门、煤山（景山）、宫城、皇城、正阳门、天坛、先农坛、永定门等北京城最重要的建筑群，体现出都城布局里中轴线的核心地位。今天，人们习惯把正阳门箭楼叫做“前门”，其实就是这种思路的遗迹。

明代，北京内城有30多条大街纵横交错，形成棋盘的道路系统，内城的街巷胡同从长安街以北，仍保留元大都城的肌理。如从老地图上看，我们会发现长安街往南，到前三门大街间的区域，胡同布局稍显凌乱，这是明永乐年间扩建都城时改造而成。从前三门大街再往南这个区域是明嘉靖以后发展起来的，有些胡同街巷早在外城加筑之前就已形成。由于没有系统规划，斜街、曲折的胡同、西南走向的胡同也就出现在城市的格局中。一些胡同干脆依照河道走势而建，比如长巷二条、草厂九条等就是顺着三里河修建的。所以一墙之隔的内城与外城之间，街道胡同的布局、走向明显不同。

据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当时的北京城共36坊，内城28坊，外城8坊，有名的街巷胡同共计1288条。到了清代，北京城扩容，人口增加，城市街道分布以及胡同规模有了不同以往的特点。在清末的《京师坊巷志稿》中记录了京师之内有10坊，一方面说明“坊”的地域范围在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了一个较大的地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内城的满人与在外城的汉人进行“满汉分治”的状况。受此影响，北京内、外城街巷胡同的形态、结构及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城的胡同多为凌乱分布，接近内城的区域街巷胡同里的商业店铺稠密，而其它地区则会馆、茔地林立。《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当时北京城有街巷胡同2077条，直接称为胡同的有978条。

到了民国时期，城市开始了近代化改革进程，北洋政府重新订立了北京城内的道路等级和路幅名称。此时北京（北平）的地名除“白纸坊”以外，已全部被街、巷、路、道、胡同取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北京的街巷胡同已达3200多条。

1941年8月北京市内道路第三期胡同改良计划

北京街巷胡同的名称及形态

早年间，北京街巷胡同的名字大多是约定俗成的，叫的人多了也就叫开了。不过也有规律可循，比如：比较宽的叫宽街，两墙之间的窄胡同叫夹道，斜向的叫斜街，有官衙府邸的叫府学胡同、兵马司等；有卖吃食的干脆就叫干面胡同、羊肉胡同……

街巷胡同也曾经历过几次名称变更，大多是把俗名雅化，比如：狗尾巴胡同改叫高义伯胡同，巴巴胡同改名为八宝胡同等。新中国成立后，一批重名胡同也改了名，比如坐落在东城区北河沿东侧的老舍故居所在的胡同就由丰盛胡同改成了丰富胡同，以别于西城区的丰盛胡同。

以庙宇命名的街巷胡同

北京从古至今留下的古庙名刹不计其数，在祭神祈福的同时也成了人们交往的重要场所，庙会带动了周边的商业繁盛，许多古庙名刹成了街巷胡同的地标性建筑。据1949年统计，将庙宇作为街巷胡同名称的多达605条，占胡同总数的20%。

如法源寺前街坐落着建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的法源寺，初名悯忠寺，是京城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位于西城区厂桥地区的正觉胡同是以胡同内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年）的正觉寺来命名的；而什刹海街区的兴华胡同原名兴化寺胡同，也因胡同内曾有兴化寺而得名；西城区的文昌胡同则因清代建有一座文昌阁，祭祀文曲星而得名。

以市场贸易、商品闻名的街巷胡同

按照元大都“面朝后市”的城市规划，皇城以北即是内城的商业区，而到了清朝，这里恰是正黄旗和镶黄旗的驻地，因此成了达官贵人云集的“高档社区”。尽管如此，仍留存下来不少以各种行当为名的街巷胡同名称，例如：油漆作、刘兰塑、酒醋局……其中，位于什刹海前海的烟袋斜街颇为有名。有人猜测街的得名可能是因为胡同的走向，但翻开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户口调查表发现，在这条街的东口有个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业的“双盛泰烟袋铺”，而这里不仅仅是一家烟袋铺，当时开烟袋铺的几乎在这里扎堆儿，所以“烟袋斜街”名称应该是由此而来。

外城相对内城的高档，则更显平民化、市井化。位于大栅栏东口南侧的粮食店街，在清朝被称为粮食夹道，因其曾作为粮食交易的场所而得名。街内昔日的中和戏院、老字号六必居都曾在这里发迹。如今，这里的第十旅馆还保留着粮食店街繁华时的建筑规制和形式。而在上世纪20年代，这条狭窄的胡同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幌子，其热闹的商业气氛不亚于现在的王府井步行街。

大栅栏原本是明朝初年所建“召民居住”“招商居货”的廊房一、二、三、四条中的第四条。明嘉靖以来发展为繁华街市，是北京地区早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缩影。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1932年的档案记载，当时这里有各种店铺88家，其中就有同仁堂、瑞蚨祥等许多著名的老字号。

位于大栅栏街区的门框胡同，原本这条窄小的巷子没有地名，因在此经商的商人集资在巷子中建了个过街财神佛楼，俗称“过街楼”，行人从南北两边看，过街楼就像个“门框”，故此称门框胡同。门框胡同虽窄小，却因胡同里满是各种小吃的店铺，因而被人们称为“小吃一条街”。

在大栅栏地区还有一条煤市街，这条街是明代就有的买卖煤的集市，当时称煤市口。清末民国之时，街内商店、旅馆、饭庄非常多。京城著名的泰丰楼、丰泽园饭庄就在这条街上。

以水井命名的胡同

有专家认为“胡同”一词来源于蒙古语，意思是“水井”，因为北京城里的居民日常生活中用的是井水，所以水井一般都位于胡同口或者胡同尾，方便临近胡同的居民取水。

过去，北京的井水大多为口味干涩的苦水，故有“苦海幽州”之说，而甜水井一般比较少见。大甜水井胡同位于现今北京饭店的北侧，名字的来历是由于胡同中有一口水质甘甜的井，因此被称为“甜水井胡同”。清宣统年间，改为“大甜水井胡同”。

北京以井命名的最有名的街是“王府井”，其他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几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

位于景山公园东侧的三眼井胡同，因胡同内曾有一口三个眼的井而得名，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载了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在那里居住。

街巷胡同中的科举地名

北京曾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中心，在北京考出了约250名状元，近五万名进士。因此许多街巷胡同的名字都有科举的痕迹，许多发生在街巷胡同中的科举佳话也被人们演变成街巷胡同的名称。

国子监街又称成贤街，位于安定门内大街东侧，东起雍和宫大街，西止安定门内大街，南侧有公益巷，北侧从东至西依次为官书院胡同、箭厂胡同、大格巷，在这条街上坐落着元代的太学，明、清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因此得名，在这条街上还坐落着中国第二大文庙——北京孔庙。

府学胡同位于张自忠路北侧，因胡同内建有顺天府学而得名。顺天府学原为元朝所建的报恩寺，明朝初年改为大兴县学，明永乐年间，大兴县学升格为顺天府学，自此至清末，这里一直都是京师的最高学府。顺天府学由学宫、文庙、文昌祠、文丞相祠四个单元构成。其中，文丞相祠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万历年间重建，寺内保存有多方刻石，院内有古枣树一株，相传为文天祥亲手所植。

大学夹道位于景山公园东侧。所谓大学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最初以和嘉公主府为校舍。民国建立后，京师大学堂改为京师大学，后改为北京大学。1952年，北京大学迁至西郊，而大学夹道作为地名流传下来。

武学胡同位于东城区智化寺西侧，因明朝在此地设有武学而得名。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设京卫武学。本想培养一批栋梁之才，没想到开办后，由于学生大多来自富家子弟，不肯努力学习，到了景泰三年（1452年），学生只剩十余人，无奈之下武学停办。明天顺八年（1464年）武学恢复，将胡同内的一所旧宅作为武学校舍。清康熙三年（1664年），武学迁出，改属顺天府。而今，武学的遗址在胡同内16号院。

宗学胡同位于西长安街地区南侧。宗学是清顺治十年（1653年）专门为皇室后裔开设的学校。乾隆十九年（1754年），右翼宗学由小石虎胡同移至东绒线胡同，今东绒线胡同小学即其旧址，因胡同地处宗学北侧，又称宗学夹道，1911年后称宗学后身，1965年改为宗学胡同。

方巾巷位于东城区西总布胡同东口以南，因此地东侧是贡院，这里成为举人们参加会试出入的必经之路，当时举人以戴方巾为标记，所以这里被称为方巾巷。

西长安街地区中部的力学胡同，原名叫李阁老胡同，因明朝进士李东阳宅第在此而得名。后来，李东阳故居在清代改为进士馆，在民国初年又改为法政大学，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这条胡同改为力学胡同，过去的法政大学故址今成为力学小学所在地。

北京的街巷胡同之最

在北京街巷胡同的发展变迁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街巷胡同之最。

最短的街巷：一尺大街

位于大栅栏街区杨梅竹斜街西段，但并非只有一尺长，而是长约近30米。当年，这条街上有6家店铺，路北的三个是刻字店；路南的三个分别是：西边大酒缸，中间铁匠铺，东边理发店。

最窄的胡同：钱市胡同

位于大栅栏东口路北的珠宝市西侧，街长55米，宽0.7米，堪称北京最窄的胡同。这条胡同曾是清代官办银、钱交易的“钱市”，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金融交易所遗址。

最古老的胡同：砖塔胡同

位于西四南侧的砖塔胡同，其名称来自于矗立在胡同中的一座青砖古塔，这座塔是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老师——高僧万松老人的葬骨塔。万松老人塔的精确塔龄已不可考，但根据史料推断，可以肯定在600年以上。

拐弯最多的胡同：九湾胡同

位于北京南城，从东到西不过380多米，在这条宽窄不一的胡同里竟有9个斜弯，4个缓弯，堪称北京城拐弯最多的胡同。在明代，这条胡同曾因一座小庙叫般若寺胡同。清朝末年因胡同弯曲多变，改称九曲湾。民国时期称九道湾，1965年更名为九湾胡同。

最早的报刊发行地：南柳巷

位于琉璃厂西街西口，在民国时期是各种报刊的发行集散地。在这条南巷子里有一座永兴寺，民国时期已没有住寺僧人，于是此庙的前院就成了各种报纸的发行场所。除各报社单独在此设立发行点外，大部分都属于中间批发性质的“派报社”。那时候，在以永兴寺为中心的众多胡同里，聚集着不下十七八家报社，如《晨报》《京报》《实报》《益世报》《顺天时报》《导报》等。此外，上海的《新闻报》《申报》、英文《导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外埠报刊也在这里设立销售点或驻京业务人员。1945年末，解放区的党组织会同北平地下党组织在这里发行了《解放》三日刊，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国共和谈破裂后，这张诞生不久的报纸1947年遂被反动政权封闭停刊。

名人涉足最多的胡同：

菜市口胡同

南城的菜市口胡同，历史上曾称绳匠胡同、神仙胡同、丞相胡同，1965年改为菜市口胡同。胡同内的35、37号，过去为安徽休宁会馆，清代诗人龚自珍曾在此居住；据《曾文正年谱》记载，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曾国藩移寓绳匠胡同北路东；现胡同内的16号为左宗棠故居；同治皇帝的师傅李鸿藻也曾在胡同内居住；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曾住在胡同内的伏魔寺；康有为、梁启超曾在这条胡同留下足迹；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在菜市口慷慨就义；北京最早的女学堂设在休宁会馆，秋瑾曾在此任教习，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曾在这里的女学讲习所代售；鲁迅先生在菜市口的绍兴会馆居住期间写出了经典小说《药》；李大钊曾辟《马克思研究》专栏的《晨钟报》编辑部也设在此条胡同内。1998年前后，市区政府对胡同进行改造，将菜市口丁字街拓宽成菜市口大街，1999年8月正式建成菜市口大街，从此菜市口胡同成为了历史名词。

有人说，“没有北京的街巷胡同，那就不是北京城。”承载北京文化和传统的重要载体——街巷胡同，是北京古都历史风貌的根本；人们通过关注北京传统的街巷胡同，深入了解北京人的行为文化和生活情怀，感受到这座城市不仅有皇家的威严，还有市井繁华的闲适生活，体验到生活在北京城的居民有着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幸福感，呈现出街巷胡同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共同创造的一种和谐关系。

作者：王兰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