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雾霾被澳大利亚大火抢了风头。”一位朋友这样揶揄新德里最近的天气质量。她说，澳大利亚山火让堪培拉的空气污染指数力压新德里，导致后者只能“屈居”其后。朋友的话让《环球时报》记者有些哭笑不得。进入118年以来最冷的冬季之后，记者在新德里街头随处可见点火取暖的人。由于他们“见什么烧什么，烧什么无所谓”的“佛系”态度，新德里雾霾指数飙升，空气质量一直在“极差”和“严重”之间波动。尽管印度最高法院大声疾呼“这根本不该发生在文明国家”“全世界都在嘲笑印度”，雾霾问题依然是一年一轮回。

百年最冷与“烟熏妆”

2019年的倒数第二天，印度媒体在本地热点新闻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新德里历史上最冷一天到来”的标题。当天新德里最高气温为9.4摄氏度，是1901年以来最冷的一天。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汉子，记者感受到的体感温度似乎比数字显示的还要冷，早上出门时被冷空气猝不及防地逼返回家，拿出只有冬天回国时才穿的羽绒服。

伴随气温下降，风速变低和湿度变高导致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大雾和烟霾的“组合拳”造成当天新德里机场300多架飞机延误，40多架次被迫取消，21架飞机备降其他机场。按《今日印度》的一篇报道说，“早上某些地方的能见度已经降至0米”。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百年一遇的最冷天气，人们点火取暖的时间相应变长。记者往年都是在傍晚或入夜才能看到街边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点火取暖的人，而今年就算是白天也随处可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很多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印度人来说，点火取暖是他们唯一可选择的取暖办法。

在气温正常的往年，印度冬天的日间最高气温平均为25度，晚上最低平均气温只有7度，早晚温差带来那种中国“北方人不知南方冷”的冷。在国内，我们开玩笑说“北方人取暖靠暖气，南方人过冬靠自己”，这对印度很多家庭来说一点也不夸张——冬天“取暖基本靠抖”，所以他们会就地生火，而且几乎什么都烧，仅仅是记者见过的就有木头、木炭、纸板、垃圾、轮胎……因此新德里冬天的雾霾中总是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焦味，空气质量可想而知。

记者在印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曾发过一个“朋友圈”，调侃说“来了印度，终于知道烟熏三文鱼中，三文鱼是啥感受了”，而今年“烟熏感”更胜往年。虽然新德里市政府、美国驻印度使馆、非政府组织都根据各自的监测结果给出空气污染的量化数据，但让记者感受更直接的则是在外采访回到家，用面巾纸擦拭鼻子、脸都能轻易让白纸变黑。这种另类“烟熏妆”的色度取决于你在外面逗留时间的长短。

中国“绝招”在印行得通吗

高塔姆·甘比尔曾是印度最风靡的板球国手，也是2019年刚刚加入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并一举拿下东德里选区的政治新星。1月3日，他为新德里市第一座大型公共空气净化塔揭幕。这座塔呈圆柱形，高约24英尺(7.3米)，成本约70万卢比(1卢比约合0.1元人民币)，每天可净化其周边500至700米范围内的25万至60万立方米空气。

去年11月下旬，印度最高法院召开听证会，批评新德里的空气质量年复一年地恶化，简直像一个“毒气室”，让居民窒息。法院还抨击政府和农民无所作为，敦促新德里修建空气净化塔。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设置这座空气净化塔的灵感来自中国北京和西安的两处“除霾塔”。曾参与西安“除霾塔”项目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团队也为新德里这座空气净化塔提供了技术帮助和指导。

在治霾问题上，很多印度媒体看向中国，关注中国如何成功地在短时间内改善了空气质量。正如印度《经济时报》援引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地区办事处主任德钦茨仁的话所说，“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如何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间取得平衡提供了优秀样板”。

《印度斯坦时报》去年底的一篇报道总结说，印度至少可从中国借鉴三条经验：首先是测量监测。印度无所作为，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缺乏数据。反观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记录74座城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其次是制定具体和可衡量的目标。最后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文章称，中国最新公布的治污计划比2017年底到期的计划更详细。而在2013至2017年，北京将4个过时的燃煤电厂改造为天然气发电，治理了217万辆排放超标的机动车，推出了20万辆新的清洁能源车用于公共交通……

“模仿是一门艺术，要想成功，还需要运用智慧。”在去年北京从全球20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成功“退群”后，《今日印度》这样写道。这篇报道专门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治霾绝招在印度行不通，比如新德里受北京治霾启发，于几年前制定分级响应机制(GRAP)，但中国重在前期预警预防，而印度的GRAP仅是在事后才发挥作用。

众所周知，新德里周边地区燃烧秸秆是造成每年9月至11月雾霾的罪魁祸首，但多年来始终屡禁不止，在个别地方甚至连禁都不禁。当地一位朋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其实他们也有“苦衷”。他说，在不具备大规模收播设备的情况下，如果农民不采用烧秸秆的办法，就无法赶在冬天到来前完成播种。政府如果强制禁止烧秸秆，“到时候农民闹起事来，恐怕比雾霾问题还严重”。

而在印度法院看来，地方政府推卸责任也是问题。去年底法院怒批一些官员把污染问题政治化，召开听证会谴责不作为的官员。近日，还有印媒重提印度环境部长去年的言论——“在印度，没有研究证明环境污染会减少寿命，所以我们不要惊吓到人们”。当然，也有官员认为污染会影响健康，印度卫生部长就曾建议民众吃胡萝卜“抗污染”。

“治霾，我们是认真的”

几乎所有媒体在谈到印度雾霾时都会列举以下数据：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座城市中有9个在印度(也有说7个)，仅在2017年就有约124万人因糟糕的空气质量死亡……每年进入9月后，《环球时报》记者都会收到一封封关于印度雾霾的约稿。毫不夸张地说，记者“久病成医”，都快成印度雾霾专家了。

“治霾，我们是认真的。”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曾多次就空气治理问题表态，但实际行动直到去年年初才看到。当时，政府公布了“国家清洁空气五年规划”，旨在将印度全国范围内100余个严重污染城市的污染水平在未来三年减少35%，未来五年减少50%。

但很多分析认为，该五年规划凸显措施乏力、执法不严、政治意愿不足等弊病。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就称，有关规划尽管要求减少工业和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但“并没有设定针对特定部门的目标或强制实施办法”。此外，有环保组织质疑该计划的资金保障情况，特别是在印度经济急剧下行的背景下，政府能否确保空气治理资金落实到位？政府能否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目前，印度正经历连续6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下滑，消息人士称政府不得不考虑通过减少支出的方式控制财政赤字占比。

将“印度、雾霾、治理”列为关键词在印度网络平台搜索，记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以“为什么印度空气污染严重”“为什么印度空气污染治理困难”“印度空气污染调查”“减少空气污染的七大、十大、十四大小妙招”等为标题的文章随处可见，但真正系统性阐述印度雾霾成因并以严肃、缜密逻辑给出解决方案的文章少之又少。以记者的视角看，这恰恰反映出印度在治霾过程中除资金外最欠缺的东西——系统性且符合自身特点的行动。

为何如此？或许是印媒在仔细思索得出“治霾短期无解”的残酷答案后，有意识地不得不忽略罢了。事实上，印度雾霾有其阶段性特点——前期烧秸秆、后期生火取暖，此外有地形因素导致污染物不易扩散等“天然”问题。这就决定了单纯依靠增加监测站数量，强制执行汽车尾号单双号限行措施，效果必然有限。事实也证明，新德里在限号之后，空气质量并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然而在当前情况下，政府强制要求禁止焚烧秸秆、禁止生火取暖也不现实。

“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摆在印度“士大夫”面前的，其实就是如何在经济、民生、治霾三者间平衡取舍，找到出路，最后朝着出口努力前进。到那时，记者也许才会离不再发回印度雾霾的报道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