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儿胡同里的文昌庙仅剩石碑 碑文明清两代的诸多历史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颐和吴老

2020-07-19 20:39


今天借着高考这个话题,说说明清时期北京的文昌庙。文昌庙是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在民间传说中,文昌帝君是主宰功名禄位之神。

小院中的文昌庙石碑。颐和吴老 摄

明清时期北京的文昌庙位于帽儿胡同(今东城区),始建不详,景泰五年(1454)重修过,明成化十三年(1477)再次重建,重建之后明宪宗朱见深为此庙命名为:“敕建护国帝君庙”。当时,明宪宗朱见深写了碑文并赋诗一首。明宪宗在碑文里讲述了重建的原因:“都城艮地有梓潼旧庙(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其官民士庶祈籖(qiān)者络绎不绝,历有灵验,惟殿宇窄狭难于瞻礼。”文昌庙非常灵验,但殿宇窄狭,于是为了显示“帝德”,明宪宗重建了文昌庙。

清嘉庆六年(1801),再次大修文昌庙,并将损毁的明成化年御制碑重刻。根据记载,重修文昌庙后,嘉庆帝还谕旨内阁:“京师地安门外旧有明成化年间所建文昌帝君庙宇,久经倾圮碑记尚存。特命敬谨重修,现已落成,规模聿焕。……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著交礼部、太常寺,将每岁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仪文。仿照关帝庙定制。”可见,清朝嘉庆皇帝非常重视文昌庙,每年春秋遣官到此祭祀。

文昌庙历经沧桑,其前部早年被建为帽儿胡同小学,后殿也成为了大杂院,不过,幸运的是,清嘉庆六年重刻的石碑还立于原地,石碑周围如今都是平房。

石碑通高近4米,碑的阴面(北面)无字,南面则有碑文,且保存情况较好,通过辨认,正是嘉庆皇帝大修文昌庙后,重刻的碑文。

这块碑文将石碑的珍贵凸显无疑。首先,清代嘉庆帝重刻了明代碑文,这从碑额题字“重刻明成化敕建文昌庙碑文”便可知。也就是说,碑文有两部分,一部分补录了明宪宗朱见深当年重修文昌庙的碑文,另一部分则是嘉庆朝刻的碑文。明代碑文详细记录了明宪宗建造文昌庙的原因和经过,甚至谁督建、谁出钱、建好后神像如何摆放等甚是详尽,末了宪宗还赋一首长诗作为结尾,这是非常少见的。通过明代碑文可知,明宪宗当年大修文昌庙后,在正殿里塑了他生母周太后的像(“新像圣后皆与于后殿之内”),并在诗中祝福母后寿与天同(“圣母弥寿如天同”)。

清代为何重刻明代碑文呢?有两个原因,当时文昌庙破旧不堪,在重修时,“掘地得敕谕原碑”,可惜原碑“断烂漫灭不可复完”,只好依照原文补刻。哪里找原文呢?明末清初冯可宾的《明一统志》中有该碑的原文。

第二,嘉庆在碑文中谈到,明宪宗“其朝多耆彦、蠲(juān)赋省刑”,即在明宪宗时期,朝中有很多德高望重的大儒,整个社会轻徭薄赋,明宪宗的仁政也是嘉庆所为之事。因此,嘉庆非常重视文昌庙的重修。

另外,碑文中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注意,嘉庆朝所刻的碑文是嘉庆老师朱珪撰写,并由大学士刘墉书丹,可见嘉庆皇帝对此事的重视,清重刻明代碑文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也为后人如何保护古代石碑提供了借鉴。而且,碑文也是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独特记载。碑文里提到了靖恭坊,它是明代北京城内的行政区划,如今南锣鼓巷以西在明代为靖恭坊;碑文有“厚载门外桥北东转为提督衙门街”一句,这句同样内涵丰富,“厚载门”就是地安门,“桥”指的是“万宁桥”,如今帽儿胡同西面曾经是“提督衙门街”。

一段短短的碑文,记录了明清两代的诸多历史,可见石碑的珍贵。可惜的是,在这块石碑外,新立着一块文物解说牌,其内容却将石碑的历史张冠李戴,大大掩盖了石碑的珍贵之处。


编辑: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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