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是明代重要的皇家园林，因在北京紫禁城之西而得名，其范围四至，大致是东至西苑门，西至西安门，南至长安街一线，北至北安门一线，主体区域在宫城西墙和皇城西墙之间。

1368 年，北伐明军逼近元大都，元顺帝弃城北遁，从此直到1644 年，北京都是大明王朝皇冠上最璀璨的那颗明珠。在这二百七十六年中，有十四位皇帝，无数的妃嫔和王侯将相在此上演了一幕幕喜怒哀乐的剧集，而西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舞台。

洪武三年（1370），朱棣受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之藩北平，从此就和这座城市结缘一生。朱元璋驾崩、建文帝登基后，朱棣暗蓄力量准备谋反，广蓄奇人异士，得到姚广孝（道衍）等谋士相助，仗着燕王府乃是元故宫，有深邃宫墙的优势，“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zhòu）翎甋（dì）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明史·姚广孝传》）。此处明言练兵在“后苑”，再者蓄养鹅鸭需要水面，则此“后苑”为接近太液池的西苑无疑，可以说广阔又隐蔽的西苑在朱棣起兵初期助了他一臂之力。朱棣即位之后，在营建北京、拆毁元故宫新建紫禁城期间，西苑还临时承担起了皇宫的职能，永乐十四年（1416），“八月丁亥，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宫为视朝之所”（《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九）。西苑中新营建的西宫的位置就在元代隆福宫和西御苑的旧址上。

明代紫禁城与西苑位置略图（来源：侯仁之《北京紫禁城在规划设计上的继承与发展》）

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后，紫禁城作为帝国政治核心的地位完全确定下来，西苑更多地保留了其离宫别苑的功能，常作为君臣游乐之所，史书中多有此类记载，如宣德三年（1428）三月：

命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夏元吉、杨士奇、杨荣等及翰林诸臣凡十八人从游西苑、万岁山，诏许乘马，中官导引，登山周览，复赐登御舟泛太液池。上谕诸臣曰：“今天下无事，虽不流于安逸，而政务之暇命卿等至此，以开豁心目，庶几古人游豫之乐也。”（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一七）

但自此时起，西苑除了供游幸之外，又多了“高墙”和“冷宫”的功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犯法的藩王、妃嫔乃至帝王往往会被囚禁到此处。如宣德元年八月，太宗次子汉王朱高煦反，宣宗御驾亲征至其封地乐安，逼降高煦，押送北京，“锢高煦于西内”（《明史·宣宗本纪》）。后高煦终以桀骜不法被烧死在此。再如弘治五年（1492），荆王朱见潚因“戕害骨肉，渎乱人伦”被逮治，孝宗念及宗亲之谊从轻发落，“削王爵降为庶人，锢之西内”（《明孝宗实录》卷七〇）。

汉王、荆王不过是犯了法的藩王，西内还囚禁过失意的帝王。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中英宗皇帝被瓦剌军队俘虏，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在大臣拥护下登基称帝，是为景泰帝。后英宗被放归南还，被尊为太上皇，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病重，其兄太上皇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支持下“夺门”复辟，重登九五之后，朱祁镇立即对自己的弟弟下手，“废帝为郕王，迁西内”（《明史·景帝本纪》）。不久，景泰帝暴崩于西内，后人有猜测为英宗派宦官勒死者，至亲兄弟手足相残落得如此结局，令人不胜唏嘘。景泰帝死后，朝廷赐谥号曰“戾”，毁其寿陵而以亲王礼葬金山以示减煞。至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顾念叔父“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之功，恢复其皇帝之号，并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王绂，《北京八景图》卷之《太液晴波》，明，纸本水墨，42.1×2006.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或许正是因为宪宗常怀宽仁之心，也是在成化十一年，老而无子的他竟然收获了一个已经六岁的皇子，此事细细说来曲折婉转不减小说，而其发生之地即在西苑。大概六年前，宪宗偶然临幸了一个典守内藏的女史纪氏，纪氏乃广西土官之女，被俘获充入掖庭，未曾想偶遇宪宗答对称旨，遂得恩幸，珠胎暗结。彼时万贵妃专宠，后宫女子有孕者全被逼堕胎，万贵妃听闻纪氏有孕，令婢女去逼纪氏堕胎，婢女可怜纪氏，“谬报曰病痞，乃谪居安乐堂”（《明史·孝穆纪太后》）。

明代安乐堂有二，一在北安门内街东，为宫人杂役养病所居，“凡在里内官及小火者，有病送此处医治，痊可之日，重谢房主，消假供职”（刘若愚《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一在西苑内金鳌玉桥西羊房夹道者称内安乐堂，“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发此处，待年久再发外之浣衣局也”（同上）。纪氏所居者即为此处。后来纪氏生下一子，幸得宫人掩护才得存活，时废后吴氏亦居西内，“近安乐堂，密知其事，往来哺养”（《明史·孝穆纪太后》）。皇子潜养西内长至六岁始为太监张敏奏知宪宗。宪宗大喜，父子相认后以得子昭告天下，将纪氏移居西内永寿宫，但不久纪氏暴薨，后人认为极有可能是万贵妃下的毒手。纪氏母子在西内历尽艰辛，纪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子最终被立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孝宗皇帝，纪氏亦被追尊为皇太后。

1922年的金鳌玉蝀桥，此桥原为木桥，弘治二年改建为 石桥，新中国建立后拓宽道路，拆除了东西两端的牌坊，金鳌玉蝀桥是北海与中海的分界线。

对孝宗而言， 西苑是其“ 潜龙”之地，幼年艰辛苦难皆与此地相连，但到了其子武宗之时，却将此处变成了逸乐骑射之地。正德二年（1507） 起， 武宗在西苑费银二十四万馀两新建豹房二百馀间，广蓄美色与义子、番僧等人，日日声色犬马，不再回归大内。武宗在豹房乐不思蜀又多信用狡黠之徒，亲昵逾常人，如江彬“出入豹房，同卧起”（《明史·江彬传》）。而诸宵小也引诱武宗以玩乐为急务，江彬知道武宗自幼爱好骑射，于是进言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号“外四家”，由江彬统率练兵西内，“帝自领群阉善射者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明史·江彬传》）。上文所言检阅骑射之“平台”亦因此而建。好在爱折腾的武宗享寿不长，三十一岁就驾崩于他流连忘返的豹房，遗诏兴献王长子嗣位。孝宗、武宗父子二人一生于斯，一终于斯，生死枯荣皆与西苑结缘，而从此之后，帝系转入兴献王一脉，大明王朝的历史即将翻开全新的篇章，而西苑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接替武宗即位的是其堂弟朱厚熜， 即后世所言的嘉靖皇帝。嘉靖帝以外藩入继大统，因为“大礼议”事件政局多有动荡，嘉靖年间进行礼制改革，其中亦有在西苑施行者，且自嘉靖二年（1523）起，皇帝供斋醮神，建殿设坛多在西苑，但这些还不足以表现皇帝对这座园林的喜爱，真正让嘉靖帝和西苑生死相依还要等一件大事的到来。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在宫中不堪凌虐的杨金英等十多位宫女趁着嘉靖帝熟睡，用绳索勒住其脖颈，意欲杀之，但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而失败，事后诸宫女皆被凌迟处死，此即明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嘉靖帝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虽说化险为夷了，但是从此疑神疑鬼，总以为宫中不宁，“疑壬寅大变，内有枉者为厉”（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在这种恐惧心理作祟下，嘉靖帝“益厌大内，不欲居……决计他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其迁居的地点就是西苑永寿宫。永寿宫是永乐帝为燕王时的旧宫，正是世人所言的“西内”核心区域，祖宗龙潜旧邸甚符合嘉靖帝的要求， 但嘉靖帝入住永寿宫之后，便不再视朝，时人称其“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明史·陶仲文传》）。当然，作为一国之君是不可能完全不理政事的，于是嘉靖帝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选择亲信的勋戚大臣入值西内，将西苑无逸殿左右厢房辟为“直庐”，供值班大臣起居， 以便有事及时征召，严嵩、徐阶等内阁重臣皆享受此等待遇。内阁大臣办公的地点移到了西苑，皇帝重要令旨皆自西苑出，此时西苑反而取代紫禁城，成了帝国的政治中枢。

《御花园赏玩图》，局部，明，绢本设色，36.7×690厘米，私人收藏

嘉靖帝避居西内是为了玄修和躲避紫禁城的“厉鬼”，宫中看似安定下来，但是“壬寅宫变”的馀波仍未平息，五年后在西苑发生的另一件事又彻底改变了后宫的政治格局。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不慎失火，殃及方皇后寝宫，“中官请救后，上不应，后遂崩”（何乔远《名山藏》卷三〇《坤则记一·方皇后》）。嘉靖帝如此冷血无情仍与“壬寅宫变”有关。宫变当天方皇后闻知凶信赶来救驾，在捉拿与事宫婢的时候趁机将无辜的曹端妃和王宁嫔牵连进来，此二人皆是嘉靖帝宠爱的嫔妃，尤其是曹端妃聪明漂亮甚得皇帝欢心，是方皇后在后宫的劲敌。方皇后趁嘉靖帝病悸不能言，快刀斩乱麻将端妃、宁嫔同磔于市。事后嘉靖帝自然不无怀疑，但又无证可查，现在得此良机能为宠妃雪冤报仇，自然也就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隔岸观火了。方皇后是嘉靖帝的第三位皇后，其死于非命后嘉靖帝再未立后，后宫格局为之一变。嘉靖朝其后二十年六宫无主，皇帝连正妻都没有一位，身边少了许多勾心斗角，一心向道的皇帝终于可以专心玄修了。

元大都城皇城内的太液池（来源：侯仁之《论北京旧城的改造》）

嘉靖帝表面上看着虔诚修道，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净模样，其实也都是些骗“鬼神”的伎俩，兹举两事以证其虚伪。其一，嘉靖帝因“事玄设醮，不茹荤之日居多”，所以常要吃素，但锦衣玉食惯了的皇帝对寡淡的素斋哪能下咽，宦官揣摩圣意，“茹蔬之中，皆以荤血清汁和剂以进，上始甘之，所费不赀”（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御膳》）。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虚假玄修，纵有神仙在上也不会降福于他吧。其二，清修之中，花天酒地丝毫没有耽误，这位一心向道的皇帝于酒色无一不沾。嘉靖四十年十一月，永寿宫被一场大火焚毁了，而起火的原因竟然是“上是夕被酒，与新幸宫姬尚美人者，于貂帐中试小烟火，延灼遂炽”（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万寿宫灾》）。其荒唐可见一斑。

西内这场火本是嘉靖帝骄奢淫逸引起的，但谁又能料到恰是西内这场火给大明朝烧出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朝局。永寿宫焚毁后，嘉靖帝暂居玉熙殿等处，但是皆狭隘潮湿不宜居。其实嘉靖帝对于住了二十年的永寿宫甚有感情，内心是很想重建的，便假借宫殿不宜居之事向首辅严嵩咨询该如何办，但此时严嵩已然老迈迟钝，又无其子严世蕃在一旁协助，匆忙应对竟然建议皇帝暂居东华门外的南宫，南宫乃是英宗北狩回京时所居之处，是“逊位受锢之所”，因此犯了喜欢祥瑞的皇帝的忌讳，嘉靖帝听闻此言对严嵩甚是不满。此时善于察言观色的次辅徐阶抓住机会建议重建永寿宫，并美其名曰重建是利用建设三大殿的“馀料”，替皇帝完美遮掩了过去。徐阶又推荐精明干练的工部尚书雷礼主持重建工程，三个月后就把一座新的宫殿建成了，嘉靖帝龙颜大悦，赐新殿名为“万寿宫”，又奖励功臣，徐阶加官少师，兼支尚书俸，荣宠已经超过严嵩。徐阶又趁热打铁联合道士蓝道行，让其在西苑扶乩之时伪造乩语指严嵩为奸臣，至此嘉靖已有去严嵩之意，御史邹应龙闻知此事立即飞疏弹劾，公议顿起巨浪，群情汹汹已不可挡。至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严嵩罢相之诏下达，六月二日，盘踞朝野二十馀年的严阁老黯然离京，一个时代落幕。严嵩以议礼起家，又在西苑内伴随嘉靖帝修玄二十馀年，亲撰青词，身试仙丹，无一不小心谨慎以固其宠，却不想荣宠在西苑而极、亦在西苑而衰，自是一番轮回造化。沈德符曾评价严嵩曰：“分宜一生以逢迎称上旨，独晚途片言稍逆，顿失权宠，岂天夺其魄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

严嵩被逐， 日薄西山的嘉靖朝时日也所剩无几了，但嘉靖朝对明王朝影响深远，尤其是其历时四十五载，之前诸帝无一能与其并肩者。而且即便是放眼整个大明朝，若论享国长久能和嘉靖帝相提并论的也只有其孙万历皇帝，而万历朝历时四十八年，对国家影响之深更甚于前朝。而且万历朝和嘉靖朝一样也有一件扰动朝局二十馀年的大事，即“争国本”。“国本”乃是太子之谓，取储君乃社稷根本之意。明朝立储基本遵循“立嫡立长”之制，但到了万历朝立太子之时却出了麻烦，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欲立其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而大部分朝臣却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两派势力拉锯之下致使东宫储位久久不决。在这场角力赛中，大高玄殿又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原来在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浓情蜜意的“热恋”期，曾经仿效唐明皇杨贵妃长生殿故事在大高玄殿起誓，约定立福王为太子，明人对其事记载颇详：

郑贵妃身负盛宠，福王生，即乞怜神庙，欲立为太子。北上西门之西，有大高玄殿，供有真武香火，颇著灵异，神庙偕贵妃特诣殿行香，要设密誓， 因御书一纸， 封缄玉盒中，贮贵妃处为信。后廷臣敦请建储，慈圣又坚持立长，神庙始割爱定立光庙。既立，遣使往贵妃处取玉盒来，封识宛然，启盒而所书已蚀尽，止存四腔素纸而已。神庙悚然怀负誓之歉，从此二十年中不复诣大高玄殿。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从此记载看，万历帝一开始对于立福王一事很是坚决，所以才敢在大高玄殿真武神像前与郑贵妃盟誓，但未曾想神灵不佑，一场海誓山盟的约定却毁在了小小的蠹鱼口中。但立储一事的失败对万历帝的触动是巨大的，其影响从伤心之地大高玄殿波及帝国广阔的天地中，“天子”在神灵前面的誓约都作不得数，最后败给了一群叽叽喳喳的臣子，看来做皇帝也不能事事如意。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对国家政事也意兴阑珊，不再留意朝政，荒怠之局渐成。外朝大臣们在为这场“正义”的斗争胜利欢呼，但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此事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争国本”与其后不久发生的“妖书案”、明末三大案都有密切关系，国家又在争吵中日渐衰弱。而朝臣之间党争日趋激烈，东林党与齐、楚、浙诸党以及之后的阉党的斗争几乎将国家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古来史学家尝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大明朝就像这座日渐荒废败落的西苑园林一样，静静地等着最后的崩塌，等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明·商喜，《宣宗行乐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万历皇帝去世之后，一子二孙先后即位，国运日蹇，生民日艰，焦头烂额的皇帝很少顾及西苑了，西苑渐渐远离了帝国的政治和权力中心，回归到了一座宁静自然的园林。二十四年后，甲申年的料峭寒风送来了帝国的丧钟声，当众叛亲离的崇祯帝在凌晨踉踉跄跄地登上万岁山的时候，在北京城这个制高点上茫然四顾，他一定看到了这座承载了大明王朝近三百年荣耀与繁华的园林。

西苑与大明朝三百年相始终，一座园林能阅尽国家大政与兴衰荣辱，亦是世间少见，而湖光山色之间斗转星移，铅华洗尽，太液池千顷碧波浪起之处，仍是那处绝佳园林。

文 |李根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原载于《文史知识》 2020年第2、3期“人文游踪”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