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瞬间

加拿大华侨王华瑞老先生看到解海龙拍摄的湖北省周七家小学后，捐赠42万元港币建了一座现代化学校，十里八乡的孩子们都来这里上学。当解海龙重访周七家时，前来道谢的村民把校园接待室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拙于言辞，不善表达，我耳边的‘谢谢’声此起彼伏。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伸出手来摸索着抓住我的衣袖，另一只手拎着一只活鸡颤颤巍巍地往我手里塞。那一刻，我的眼眶红了……”

解海龙

《大眼睛》。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中心学校，苏明娟每天往返共24里山路刻苦求学。解海龙摄

《艰辛的哺育》。1987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戴红英老师背着不满五个月的小女儿上课。解海龙摄

解海龙与贫困地区的孩子交流。

在大别山深处，晨光映照着明亮宽敞的教室，孩子们正观看着多媒体大屏幕，整齐地朗读课文。窗外的绿茵场上，上足球课的学生尽情挥洒汗水。位于安徽省的金寨县希望小学，是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今年迎来建成30年。30年前，这所学校“蜗居”于一个祠堂，窗户没有玻璃，呼呼地透风；教室里没有电灯，孩子们的课余时光唯有牛羊作伴。

1991年，摄影家解海龙就是在金寨县的一间教室里用镜头定格了一双美丽而忧愁的“大眼睛”，这张经典摄影作品被选为中国希望工程的标识，感动了亿万人，几乎成为20世纪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三十载悠悠岁月，解海龙用镜头见证了希望工程的发展过程，以影像的力量推动了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的巨变。

一生最重要的偶遇

决心帮孩子喊出“我要上学”

解海龙最早关注农村的基础教育，始于1986年4月《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那时候我就琢磨，为什么要有这么个法呢？上学还有犯法不犯法那么一说吗？”他查阅资料了解到，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失学率高达10%到15%。当他走到各地，看到的情况更是令他震惊不已。“我要为这些孩子喊一声‘我要上学’，用相机为他们做点事情。”解海龙在日记里写下这些话，自行开始了对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考察。

1987年4月，解海龙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坐着铁皮小三轮颠簸着前往一所小学，下车许久后仍感到双腿在不受控制地颤抖。映入眼帘的学校十分破败，四五间陈旧的木屋就是教室，当从其中一间的门缝望进去时，解海龙惊呆了：“一位老师背对着我，拿着书本带领孩子们朗读课文，而她的背上，竟然背着一个看上去不满半岁的娃娃。”

解海龙悄悄把镜头对准老师和她背上的孩子，快门“咔嚓”一响，老师发现后沉着脸走过来说道：“你在干什么？请你出去！”为了了解更多情况，解海龙站在教室外一直等到她下课，“看到我还在时，她愣了，或许以为我是来检查工作的，以请求的口气说‘你刚才拍的照片不要传出去，行吗？带孩子上课违反纪律，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啊！’”

一番打听后，解海龙了解到这位女老师名叫戴红英，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年，从没有因为私事耽误上课。因丈夫也在比较远的乡里教学，她不仅背着一个娃娃上课，还将大一点的孩子用绳子拴在旁边的一个小屋里。这幅名为《艰辛的哺育》的照片，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成为解海龙摄影生涯的转折点。

1991年的北京春寒料峭，解海龙遇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偶遇”——在一家新华书店门口，他看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街头宣传希望工程，只有三四个人在两张长桌前发放宣传小纸条，看起来十分冷清。纸条上“节约一元钱，帮助一少年”的文字，触动了解海龙的心弦。他毛遂自荐担任希望工程的志愿者，带着团中央开出的介绍信和五千元购置胶卷费用，踏上拍摄希望工程的路。

用脚步丈量深山高原

一天走几十里还曾被夺相机

“别人下海我上山，哪里穷我就往哪里钻。”根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供的考察资料，解海龙在一张地图上标满了印记，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其中第一条线路，是前往安徽、湖北、河南。为了省钱，他吃一毛钱的饼，喝一毛钱的汤，晚上找老乡家寄宿，运气好能搭上拖拉机或驴车，运气不好就靠腿，一天走几十里。

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迎着晨曦的薄雾，解海龙看到几个小身影一字排开，走在上学的山间小路上。其中一个女孩穿着小红袄，背着自家缝制的书包。在交谈中，解海龙了解到，她每天要去六里路开外的学校上学，一天往返两个来回，总共是24里路。

走到教室里，这名小女孩端坐在桌边，手里握着笔，专注地盯着前方的黑板。解海龙猫着腰钻进教室，在讲台一侧蹲下。当女孩抬起头时，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瞬间抓住了他的心：“阳光透过窗棂，在她的双瞳中折射出点点光斑，盛满了孩童的天真、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成长的向往。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在颤抖，屏住呼吸拍摄了下来。”小女孩叫苏明娟，这张以她为拍摄对象的照片，就是《大眼睛》。

在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一场大雨让坑洼不平的乡村小路变得更加泥泞。解海龙搭乘的“三蹦子”在泥坑里熄了火，只好步行几百米走进周七家小学。令他惊讶的是，刚进教室就发现大半个教室里积了一洼泥水，长条桌被横七竖八推到教室最前边，孩子们用盆、瓢、破碗往外舀泥水。解海龙举起相机拍摄时，忽然有位年轻男老师冲上来夺相机，两人推搡起来，变成了“泥人”。

原来，学校老师不理解解海龙的行为，以为他拍摄“老少边穷”会给学校招来麻烦。解海龙心里很难受，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想办法帮你们解决问题，让你们知道我是好人！”当他拍摄的那张照片发表后，加拿大华侨王华瑞老先生寄信给解海龙，捐赠42万元港币，后来这笔钱被用于建了一座现代化学校，仅仅七个月的时间，漂亮的两层楼房拔地而起，十里八乡的孩子们都来这里上学。

当解海龙重访周七家时，前来道谢的村民把校园接待室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拙于言辞，不善表达，我耳边的‘谢谢’声此起彼伏。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伸出手来摸索着抓住我的衣袖，另一只手拎着一只活鸡颤颤巍巍地往我手里塞。那一刻，我的眼眶红了……”在拿到教师宿舍的新钥匙时，曾经出手打解海龙的老师羞愧地提出辞职，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去教书。直到2001年，解海龙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师，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与孩子们的“五年之约”

见证希望工程改变千万人命运

多年来，解海龙和他拍摄的孩子们保持着长期联络，约定每五年了解他们的最新变化。“当年有个叫范明珠的孩子哭着说，‘叔叔你别拍我了，明天我就不上学了’，我跟她拉钩，说决不让她失学，上不了学会帮助她。一个又一个五年下来，我看着她读完高中、研究生、博士生，又在国外深造，即将回到祖国到大学任教。”

“大眼睛”苏明娟从安徽大学毕业，进入银行工作。2018年，她成立了“苏明娟助学基金”，帮助更多的贫困儿童。“大鼻涕”胡善辉曾献身国防，后来从部队转业到高铁站，组织一群青年成立服务队，专门为候车的老、幼、病、残、孕等旅客提供帮扶服务。“我拍摄过的孩子，都挺优秀！”解海龙言语间透露着自豪。

这些年，解海龙自己也没少为希望工程捐款。2006年的拍卖会上，《大眼睛》限量拷贝以30.8万元成交，这些钱，解海龙拿去在西藏捐建了“大眼睛”希望小学。“虽然当时家里还欠了几十万买房的钱，我跟家里人商量，我爱人也同意捐出去盖所学校，这体现出了我们摄影人的力量。”此外，有一次解海龙遭到侵权，他将对方赔偿的1000万元捐赠了出去。

在解海龙的镜头下，可以看到希望工程带来的种种变化——越来越多现代化的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由于救助贫困失学儿童的初始目标基本完成，希望工程转向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希望小学更多地转向软件建设。

“30年来，我带着相机走遍26个省市的100多个县，见证希望工程资助家庭困难学生600多万名，援建2万多所希望小学，我也从青年小伙儿变成了后脑勺头发稀疏的老头儿。”解海龙说，儿童、教育、弱势群体，是自己镜头中永恒的主题。每一次的抵达，只是下一个目标的起点。

退休十年来，解海龙一直没闲着，“我还很有干劲，我的事业不会退休。”放眼未来，他关注的不仅是希望工程系列专题，还有城市农民工、留守儿童、影像教育、扶持摄影人才……他带着一帮年轻人继续走在纪实摄影的道路上，“相机是有温度的，影像是有力量的，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拍出具有时代感的影像，我的创作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