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9岁的聂华苓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任教。当时她只带了一本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沈从文的书在上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是禁书，这本书还是一个朋友忍痛送给聂华苓的。私下传阅太多次，书页都散了，甚至有的页面一碰就碎，聂华苓把书夹在一个卷宗夹子里，带着它飞越太平洋。在美国，她到处寻找沈从文的著作，孤独的夜晚躺在床头，嗑着五香瓜子，读着“乡下人”的小说，仿佛又回到了故乡的土地。

1967年，聂华苓和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之后的几十年里，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作家诗人参与其中，成为搭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她自己的创作也广为传播。

聂华苓忘不了沈从文，她参与策划了纽约传文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系列丛书。当时沈从文不但在中国本土不为读者熟知，对西方世界来说更是陌生，但聂华苓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介绍给更多的读者。为了寻找资料，她曾跑遍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在香港旧书店布满灰尘的旧书堆里挖掘……聂华苓从现代性的角度给沈从文早期小说极高的评价，让世界读者看到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这本将近50年前发行的英文版《沈从文评传》，几经辗转，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经过岁月的洗礼，这本作家写作家的传记依然散发出独有的魅力，带我们重返沈从文的边城世界。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这里极偏远，与城市生活隔绝，也是陶渊明笔下桃源避难之所，优美的自然、野性的生活和神秘主义的地方传说，构成沈从文独特的成长环境。他出生于军人世家，但他完全不想像长辈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位将军，而是从小就讨厌学校的规训，“溪流比课本好玩多了”。有一次爸爸吓唬他说，如果再逃学就要砍去他的一根手指。为了保住手指，他答应乖乖听话，但是很快又跑向了他最爱的田野。聂华苓写道：“那风吹过的田野，即使在他小时候也在教他一种将来文学生涯中要使用的语言。”

1922年冬天，沈从文怀揣着27块钱来到北京，经历了饥饿、敌意、幻灭和痛苦。他逐渐在文坛声名鹊起，但是生活从未平静。1928年他辗转到上海，经历过失业，后来又去到青岛教书。随着抗战爆发，又迁徙到昆明。他在漂泊无根中回望湖南，回望边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聂华苓盛赞沈从文的创作成就：“沈从文最好的小说总能散发出一种象征性的五光十色的效果……他不断实验和发展多种文学形式，以此拓宽自己的文学之路，同时也想由此将民族自豪感传递给正在迅速觉醒中的中国民众。”

沈从文热爱的主题是丰富多样、既野性又纯真的自然。“沈从文的世界中的自然是元气淋漓、生机活泼的自然，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旅，是维持中国人在数千年的战争变革和自然灾害中活下去的自然之力。”沈从文的文字也是有光有色的，经过他缜密的选择安排，呈现出一种单纯和平铺直叙的风格。有些看起来笨拙随意的句子，也拥有自己的腔调，将深刻的主题隐藏在意象之中。

沈从文着眼于中国的乡村，“虽然经历过乡村和部队生活的残酷，但是没有削弱他对乡村生活内在之美的欣赏，以及他对乡村农民美德的赞扬。即使是残暴的军阀，也不能削弱沈从文对民众内在善良的信任，从这些善良的品质中他看到了，在未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的结构性基础。”这段话可以总括聂华苓对沈从文作品的认识，也是她对中国未来的美好祈愿。

1978年，聂华苓和丈夫回到中国旅行，想要拜见沈从文，未能如愿。1980年她再次回来，说想见沈从文，并把他名字写在纸上。可能写得太潦草了，传话的人说找不到“沈从又”，因为沈从文已多年不再写作，一心一意从事中国服饰研究，年轻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名字。经过一番周折，聂华苓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那天她走进作家宴会厅，看到了一张微笑的、发光的脸，她立刻知道那就是沈从文，跑过去不断叫着“沈先生，沈先生，没想到，没想到”。沈从文握着她的手，仍然淡淡地笑着。聂华苓激动地说：“您是我最佩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沈从文谦虚地笑笑：“我的小说过时了。”聂华苓说：“好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过时。”

2012年，诺奖评委埃斯普马克印证说，1988年的诺奖原本很有可能落在沈从文身上，当时沈从文已通过初评，出现在仅有5位作家名字的短名单上，而且是当年最受评委喜爱的候选人。但是，诺奖只颁发给在世的作家，奖项揭晓是在10月，沈从文却于当年5月去世。虽然沈从文不曾获得诺奖，却无损他的光彩。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仅超越了自己的起源，成为一个跨越种族的形象，而且也是一个超越时间的永恒形象。”50多年前，年轻的聂华苓读着沈从文的书，慰藉了在异乡的孤独，照亮了寻找文学之根的探索之路，而今天，沈从文的文字也将超越时间，给年轻一代的读者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