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牵情的事与物都与自己的一段生命经历或生活体验有关。西四转角楼于我，就是儿时读书的启蒙，是年少流连的乐土，是执笔难忘的故交。

民国早期明信片上的西四大街

一 “西市”为何成了西四？

一九八三年，我家从建国门外的二道街搬到了西三环的增光路，很多旧家具都淘汰了，惟有一座四层的小书架跟着迁进了新居，上面摆着几本书——《小布头奇遇记》《丰丰在明天》《365夜》什么的。小人书可是童年时的稀罕宝贝，它们教会了我识字和阅读。只是时光荏苒，它们早已经被翻烂，大约进入了“相看两都厌”的境地。

“是得给你再买些书了。”老爸嘀咕着。

几天后，他用骨架宽大的“飞鸽”牌二八自行车驮着我，一直骑到了西四。当车子在转角楼停下时，我立刻就喜欢上了眼前这座古老而迷人的建筑。老实说它并不美丽，灰瓦起脊的楼顶上长满了野草，铅红色的檐柱上一片斑驳，井格样的长窗破破烂烂，但我就是喜欢它那种对自己的境遇满不在乎的劲头儿。百年风霜眼底过，衣衫褴褛又如何，它那么沉静，那么泰然，砖缝里都流露出经过见过的大气。别看它矮，别看它只有两层，有它往这儿一戳，每一片飘过西四路口的云都成了风云，每一个走过西四路口的人都有了故事……我尤其惊奇它居然能“拐弯”的结构（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曲尺形”），仿佛一个臂弯，一个怀抱，给人一种特别踏实的安全感。

于是，我走进了这座挂着“新华书店”牌匾的转角楼。

西四转角楼的历史可以上溯八百年。元大都时，西四乃称西市，是各种集市集中的贸易繁盛之地，附近有马市、羊市、鸡鸭市、缸瓦市，而这座转角楼下面则是人市。

所谓人市有两重含义，既是人口买卖，亦是劳动力雇佣的市场。《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人市在羊角市，市至今楼子尚存。”是为有楼在此的明证。此外，在古老的街楼下面，至今还保留有元大都城的下水道遗址，水道呈南北走向，宽约1米，深约1.65米，上覆条石，石壁上刻有“致和元年五月石匠刘三”的字样，不过据亲眼见过的人讲，下水道的实际宽度远比测量的数据要宽，“可以容纳一部吉普车在内行驶”，想想祖先们在建设这座伟大城市时的巨细靡遗，真是让人无限神往和钦佩。

明初，在现在的西四十字路口竖起了四座牌楼，均为四柱三门七楼式的木质结构。檐下有如意斗拱，朱红颜色的柱子，正脊两端有吻兽，四根立柱下有五尺高的汉白玉石桩，前后还有斜撑着的戗柱，相当气派。四座牌楼恰在东南西北四个街口，形成一个“口”字，又因为分别隶属金城坊、鸣玉坊、积庆坊和安福坊管辖，所以民间有“西四牌楼——各管一段”的歇后语。旧京相约“牌楼根儿底下”，亦专指此地，可见人们对这四座牌楼的喜爱，渐渐地名字也由“西市”口口相传为“西四”了。

明朝的西四有一项与清朝的菜市口相仿之处，都是处决人犯之地，明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有云：“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人于市者。”于谦、杨继盛、熊廷弼、刘瑾等名人皆在此受刑。而临街小楼的二楼就成了好看热闹的人们的聚集之所，在哄闹声中目睹着一场场残酷的历史大剧……只不过当时的楼是一座还是两座，是否为转角样式，以及到底什么时候拆毁的，现在均已不可考证。

二 转角楼本来是“屯兵楼”

清初，随着清廷对内城的管理逐渐加强，禁市、禁娱乐等政策的不断执行，西市渐成“稀市”，但到乾嘉年间又繁荣起来。据《定例汇编》记载，乾隆三十年这里已经是“商贾云集”，主要的原因是：元明两代此地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马市、羊市和猪市，而当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猪和羊又是市民生活的必需品，所以管理上稍有松弛，交易量就暴涨。还有一点就是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集市不是设在偏僻的郊外，而是哪里交通便利就往哪里汇聚。西四南通西单、宣武门，北达新街口，东与皇城西安门为邻，西边的阜成门是门头沟往皇城运煤的必经之路，简直占尽地利，所以商业自然兴盛。

不仅如此，还有一点亦与西四转角楼的重建密切相关的，就是皇城内的帝、后在时间的长河里渐渐形成了一条固定的“出宫路线”。

当时的皇室喜欢到京西的皇家“三山五园”去游玩、消暑或驻跸，他们选择的路线是固定的：出神武门（或西华门），穿西安门，过西四牌楼，经新街口，出西直门，然后抵达高梁河畔的皇家御用码头倚虹堂，乘船沿长河过广源闸换龙舟奔所到之处。乾隆二十六年，乾隆皇帝为了给母后庆贺七十大寿，把从西安门经西四牌楼、新街口到西直门的街道两侧所有店铺的门脸都装饰一新，悬灯结彩，营造出普天同庆的气氛，这就更为西四转角楼的重建埋下了伏笔。

19世纪末的西四大街

光绪二十年，即公元1894年，这一年的农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要在颐和园搞祝寿的庆典，所制定的行程路线，依旧是老路。庆典的筹备工作早在一年前就启动了，由时任军机大臣的世铎负责营办。有清一代，修陵寝和办寿典都是最容易捞彩头得功勋的便宜事，世铎当然要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史料记载沿线搭建龙棚18座、经棚48座，戏台22座、牌楼110座，音乐楼47对……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在西四路口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各建了一座木质结构的二层转角楼。其目的有三：第一是点缀街景。把那些寒酸的民居挡住，免得老佛爷看到了觉得扫兴；二是增添喜庆气氛；最重要的是第三点：有了这两座转角楼，就有了两个东西对峙、互为犄角的制高点，既可以居高临下瞭望四面八方的动静，还可以屯兵驻军，遇到有事随时出动保卫慈禧出行的安全。再后来成为新华书店的那座角楼的西北角，还曾经建有一座木架高耸带小阁的“望火台”，供消防队瞭望火情使用。

只可惜，如此奢华煊赫的庆典，却被黄海大海战上一艘艘沉没的中国军舰给“搅”黄了。《马关条约》一签，2亿两白银的赔款一掏，慈禧也没脸再给自己大张旗鼓地搞庆生，于是下令把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各种“点景”全部拆除，只剩下了西四路口的这两座牌楼，在风雨中无可捍卫地相对而泣。

上世纪30年代西四牌楼

三 转角遇到新华书店

新中国成立后，西四路口也和北京其他地方一样大变样。1954年底四座牌楼被拆除，一些旧买卖关张，取而代之的是西四菜市场、西四小吃店和西四百货市场……

两座转角楼也命运不一。东北角那座本来是家私人银号，后来成为中国工商银行西四营业部，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拆除，现在的建筑是重新翻建的；西北角那座一层是新华书店，二层是西四区交通公安管理所，1958年交通管理部门搬走，两层小楼全部归新华书店西四书店所有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第一次走进西四转角楼的时候，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新华书店，可以提王府井、花市和西四这三家。花市那座以卖教辅书为主，作学生的不到抱佛脚的时候都避之唯恐不及；王府井新华书店太大了，我每次去都如入宝山，眼花缭乱。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王府井新华书店的记忆是黑白色的，总与北京火车站混在一起——南来北往的游客、蓝灰色为主的朴素着装、隔离人行道与机动车道的铁栏杆，还有倚靠着铁栏杆等红灯变成绿灯的骑自行车的人们。这些记忆让我觉得喧闹而不安。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爱西四转角楼这一家，想来也许在小孩子眼中，愿意“俯身屈就”、不那么高大的人或建筑，总是更和蔼可亲一些吧。

我清晰地记得，在西四转角楼的新华书店里第一次买的书，是林汉达先生的《上下五千年》第一卷和第二卷。这两本书是我历史阅读的起点，它们使我直到现在都喜欢文史，并对林汉达先生充满着敬意。后来的几年里，老爸只要周末无事，就带着我去那里买书和看书。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把书堆砌在一排排书架上，让顾客自行挑选或阅读，而是所有的书都陈列在溜边一列书柜上，顾客隔着玻璃柜台，看上哪本就让售货员拿下来。书店售货员大概是被书香熏染的缘故，比起其他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少了一些火气，多了一些不厌其烦。顾客也很少喧哗和吵闹，脸上都挂着一书在手心满意足的惬意表情。迄今，我书柜里的很多读物，像《红日》《天翻地覆三十年》《少年科学瞭望台丛书》，都是出身于西四转角楼这个“娘家”。上初中以后，我突然迷恋上了世界文学名著，经常骑着车来这里看有没有什么好书上新。至今仍旧记得买到1987年再版的《堂吉诃德》和1988年再版的《静静的顿河》时的喜悦心情，一路哼着歌回家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就很少再来这里了，从我所住的白堆子到人民日报社所在的小庄，有一条康恩专线，红黄蓝三色的车身特别亮眼，这趟公交专线经过西四。我每天坐着它上下班，透过车窗看到转角楼的时候，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微笑，抑或点个头，都是那么平常。再往后，我搬家到莲花池，工作一忙，就很少再去西四，直到有次听说它要被拆掉的传闻，才特地去看了看。

2012年的一个雨天，我正好去西四附近办事，从地铁上来，对面就是转角楼。我发现它变了，刷了新的朱红色油漆，格子长窗的玻璃也焕然一新，就连过去那个挂在一层屋檐下的“新华书店”牌匾也架到二楼上了，只是门紧紧地关着，没有对外营业……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很多曾经习以为常的风景，往往因为疏远而陌生，但在心里，它们永远不会褪色。（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