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冯至著述的《杜甫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面世。这本《杜甫传》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多年来一版再版,屡印不衰，在古典文学方面，亦是当代杜甫研究绕不过去的必读之书。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少作品早早沉落，有些专门的著作却能畅销至今，让人不由得惊叹其耐时间打磨的生命活力。

冯至

壮岁流离爱少陵

熟识现代文学的读者大都知道，冯至首先是位诗人，鲁迅那句“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评语尤其引人注目。此外，冯至毕业于北大德文系，后来到德国留学，主修德语文学，兼及哲学等，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的翻译、研究、教学，也集中在大诗人歌德、里尔克以及海涅等人身上。所以，当他一下子推出一部研读中国古代诗人的《杜甫传》时，给人感觉跨度真是不小。

那一代学人，无论后来专业修习的是什么，他们在发蒙时期大都打下了较厚实的中国古典文化功底。这份“童子功”，为他们以后进入此领域，减少了许多困难。不过，对于冯至而言，这毕竟是一个较大“转身”，其中还应有些别的激发因素才是。

首先是时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冯至随校内迁，后任职西南联大。在颠沛辗转的日子里，他的手头正好带了一部日本版的《杜工部选集》，一路读着，体味弥深。杜甫对时代战乱的描述诗作，杜诗中“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一类的句子，显然深刻地触动了冯至。

冯至细密研究写作杜甫，也许还与一个偶然的触发有关。1943年6月，关注杜甫作品的冯至，在书店看到一部明末清初学者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等拿上钱去买时，书已经卖出。这位购书者，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丁名楠。丁名楠知道这是冯教授需要的书时，第二天早上便拿来转让给了冯至。当天日记上，冯至特别写记一笔，说丁名楠的作为“盛意可感”。在抗战中资料非常匮乏的情况下，这部《杜少陵集详注》对于冯至的研究非常重要。后来出版《杜甫传》的“前记”中，冯至专门写道：“作者使用的杜集，主要是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仇氏注杜，虽然有许多牵强迂阔的地方，但他丰富地搜集了十七世纪以前关于杜甫的评论和注释，给作者许多方便。”

利用这部杜诗详注，冯至将其中作品一首首反复研读，将诗作主题、人名、地名等有关杜甫的生平信息，分门别类制作成卡片，为写作杜甫传记做着切实的准备。当时条件有限，冯至的卡片，许多是在联大学子们的“学生选习学程单”背面辑抄。在保存下来的近百张卡片上，还可见一批耀眼的名字：邓稼先、朱光亚、邹承鲁、袁可嘉、卢飞白等，他们选修了冯至开设的第二外语德语或欧洲名著选读课程。这些卡片，便是当时生存环境艰辛的证明。

冯至用学生选习学程单做的卡片

反复研读杜甫的每一首诗作，冯至还试图在其中，发现杜甫现实生活的蛛丝马迹。由现代传记的写作情况可知，传主的信札、日记、同代人的回忆等等，是传记中极为宝贵真实的资料，可千余年前的杜甫，这些几乎付诸阙如。新旧唐书里虽然列有本传，可不仅字数寥寥（《旧唐书》不及六百字，《新唐书》不及八百字），而且以冯至后来的研读看，这些文字“用杜诗可以证明是错误的地方，大小共有十几处之多，这使人觉得，作史者在写杜甫本传时，连可以得到的杜甫的诗都好像没有找来参考一下……”面对这样的实际，冯至只好断了向外寻求的念头，而是完全回到杜诗本身上来，也就是“以杜解杜”。

“以杜解杜”的难题

“以杜解杜”，这是一条困难却可靠的路。杜甫的诗作，很多纪实，从诗题、其中句子，常常可以知道他写作的地点、事件、人物甚至场景，这也是人们称其作品为“诗史”的重要缘由。可诗歌毕竟是艺术作品，写作时对现实描述也有想象成分，必须细致分辨才是。

经过反复阅读，冯至对杜甫作品，有了整体的把握，对如何来完成一部杜甫传记，也有了较为全面的思考。1945年，冯至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阐明了自己为何要写作一部杜甫传记——“因为爱读杜甫的诗，内心里常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想更进一步认识杜甫的人。”他还想通过写作，来了解“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

这部杜甫传记可能是什么形貌，冯至这样来期待它：“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

这是良好的期待，但实际情况却是，杜甫三十岁以前的少作，大都湮没了。三十岁之前，是几乎决定着一生精神基础的时段，不可能让它空白，怎么办？冯至深深意识到：“我在冒着一个大危险，因为材料的贫乏，有时不能不运用我的想象，可是想象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所以我骑在这匹想象的马上，又不能不随时都用‘根据’的羁绊勒着它。”

尽管是“以杜解杜”，可空白太多，这当然不能完全靠想象。好在，杜甫所处的历史大背景，这方面的资料、研究成果，还是很丰富的。恰好，抗战胜利了，学校迁返北平。此时不仅图书馆有充分的藏书，旧书摊也是搜集资料的好去处。据冯至的大女儿冯姚平介绍：“他从旧书摊上搜集到不少有关唐代的文化政治历史地理，以及衣食住行社会风貌等各方面的书籍，什么《唐六典》《唐会要》《长安志》《元和郡县志》《元和姓纂》《食货志》等等。”现代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著述，也在收存的范围中。

这些资料的加入，配合先前对杜甫诗作周详的研读，初步工作可以进行了。从近期一部新再版的冯至的《杜甫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写作准备的情形，其中有冯至抄下的历史学家岑仲勉所制的《杜甫世系表》，亲手描出杜甫活动很多的西安近郊地形图，杜甫艰辛生活过的秦州地形图示，以及杜甫由秦入蜀的行踪图示、在蜀地活动的地图，甚至还有一幅杜甫身体与诗变化的图示……一切就绪，一部“以杜解杜”的《杜甫传》呼之欲出。

由于准备充分，从后来的发表情况看，《杜甫传》的写作还是较为顺利的。迁返北平不久的1947年6月，其中章节《杜甫在长安》，发表在《文学杂志》二卷一期。此后，《安史之乱中的杜甫》《从秦州到成都》《草堂前期》《杜甫在梓州、阆州》《杜甫的家世与出身》等章节也陆续发表。

1951年，这部酝酿数年的《杜甫传》，终于完成并以《爱国诗人杜甫传》为题，从1月至6月，在《新观察》杂志二卷一至十二期连载。1952年11月，《杜甫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制面世。

钱锺书惊佩为奇作

仅仅从篇幅看，冯至的《杜甫传》，说不上沉厚，它的字数，不过十万多一些，可是该书的创新写作及内在分量，却不可小觑。该书完整发表时，著名文史研究家夏承焘，便写出评论，认为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随手札得几条，都是前人没有说到的。”对唐宋文学有深湛学养的钱锺书，也在一封信中评价：“此书（《杜甫传》）前在《新观察》上见过，即惊佩为奇作，内容精实，结构完整，无论在学术方面，文艺方面，都是特出的作品。”

当然，对文学史上以诗封“圣”的杜甫来说，传记篇幅方面，人们还是有期待的。夏承焘在文章中就认为：“我以为可就这篇做个底子，再来扩大补充，希望几年之后，冯先生会再写出一本精详博大的杜甫传。”“我想，我们至少也要有一本数百万字的杜甫传……以冯先生的学力和造就说，他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夏承焘会有此语，是因为冯至的《杜甫传》不但以诗人的热诚和敏感浸润了杜甫及其诗作，还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杜甫传》为读者描述了杜甫的生平和性格，扭转了世人过去对杜甫仅知某些方面和生平片断的局面，第一次把这个伟大诗人的全貌提供给了人们。

相较之下，同为诗人的闻一多写杜甫，就运用了不羁的想象、夸张的词藻，任激情迸发——他完全是以诗人的身份在书写。冯至虽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他的《杜甫传》却是站在史学家的位置上，以清醒的史学意识做着这项工作。

“但愿它能够是一部朴素而有生命的叙述，不要成为干枯的考据……”这是冯至对《杜甫传》写作的期待，他也的确做到了。《杜甫传》里有学术的考证、批评的判断，更有抒情的笔墨，处处流淌着诗情，为它带来了一部学术传记所难得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传》一书，孕育于抗战时期。倘若没有当时的纷乱，没有颠沛流离过程中的亲身感触、心理体验，对杜甫作品，冯至是否会产生如此浓厚兴趣，还很难说；是否会起念写一部《杜甫传》，更不可知。除了时代的呼应，冯至还特别赞赏杜甫“执着”的精神，那是一种在“吾道竟何之”“处处是穷途”的情况下，毅然认定自己的道路，创造出“惊人的伟大”的气魄。在冯至眼中，中国人需要杜甫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老师。

每一部作品的写作，都应该有其机缘。对主要研究西方，尤其是德语文学的冯至，以创作盛期的数年时间，完成一部杜甫传记，更需要这样的生命机缘。笔者以为，这部行笔严谨、要言不烦，主要由“以杜解杜”完成的《杜甫传》，正该是冯至这样受到德语训练的学者写作的式样。他在1952年此书出版的前记，有如此表白：“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这样踏实的为文态度，使得这部作品内容坚实，言之有物，值得人充分信赖。其诗人心语和史家之笔，共同让《杜甫传》经受住了时间打磨，影响至今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