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惊佩为奇作的《杜甫传》,出自这位诗人的史家之笔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杨建民

2021-12-01 20:13


1952年11月,冯至著述的《杜甫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面世。这本《杜甫传》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多年来一版再版,屡印不衰,在古典文学方面,亦是当代杜甫研究绕不过去的必读之书。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少作品早早沉落,有些专门的著作却能畅销至今,让人不由得惊叹其耐时间打磨的生命活力。

冯至

壮岁流离爱少陵

熟识现代文学的读者大都知道,冯至首先是位诗人,鲁迅那句“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评语尤其引人注目。此外,冯至毕业于北大德文系,后来到德国留学,主修德语文学,兼及哲学等,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的翻译、研究、教学,也集中在大诗人歌德、里尔克以及海涅等人身上。所以,当他一下子推出一部研读中国古代诗人的《杜甫传》时,给人感觉跨度真是不小。

那一代学人,无论后来专业修习的是什么,他们在发蒙时期大都打下了较厚实的中国古典文化功底。这份“童子功”,为他们以后进入此领域,减少了许多困难。不过,对于冯至而言,这毕竟是一个较大“转身”,其中还应有些别的激发因素才是。

首先是时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冯至随校内迁,后任职西南联大。在颠沛辗转的日子里,他的手头正好带了一部日本版的《杜工部选集》,一路读着,体味弥深。杜甫对时代战乱的描述诗作,杜诗中“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一类的句子,显然深刻地触动了冯至。

冯至细密研究写作杜甫,也许还与一个偶然的触发有关。1943年6月,关注杜甫作品的冯至,在书店看到一部明末清初学者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等拿上钱去买时,书已经卖出。这位购书者,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丁名楠。丁名楠知道这是冯教授需要的书时,第二天早上便拿来转让给了冯至。当天日记上,冯至特别写记一笔,说丁名楠的作为“盛意可感”。在抗战中资料非常匮乏的情况下,这部《杜少陵集详注》对于冯至的研究非常重要。后来出版《杜甫传》的“前记”中,冯至专门写道:“作者使用的杜集,主要是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仇氏注杜,虽然有许多牵强迂阔的地方,但他丰富地搜集了十七世纪以前关于杜甫的评论和注释,给作者许多方便。”

利用这部杜诗详注,冯至将其中作品一首首反复研读,将诗作主题、人名、地名等有关杜甫的生平信息,分门别类制作成卡片,为写作杜甫传记做着切实的准备。当时条件有限,冯至的卡片,许多是在联大学子们的“学生选习学程单”背面辑抄。在保存下来的近百张卡片上,还可见一批耀眼的名字:邓稼先、朱光亚、邹承鲁、袁可嘉、卢飞白等,他们选修了冯至开设的第二外语德语或欧洲名著选读课程。这些卡片,便是当时生存环境艰辛的证明。

冯至用学生选习学程单做的卡片

反复研读杜甫的每一首诗作,冯至还试图在其中,发现杜甫现实生活的蛛丝马迹。由现代传记的写作情况可知,传主的信札、日记、同代人的回忆等等,是传记中极为宝贵真实的资料,可千余年前的杜甫,这些几乎付诸阙如。新旧唐书里虽然列有本传,可不仅字数寥寥(《旧唐书》不及六百字,《新唐书》不及八百字),而且以冯至后来的研读看,这些文字“用杜诗可以证明是错误的地方,大小共有十几处之多,这使人觉得,作史者在写杜甫本传时,连可以得到的杜甫的诗都好像没有找来参考一下……”面对这样的实际,冯至只好断了向外寻求的念头,而是完全回到杜诗本身上来,也就是“以杜解杜”。

“以杜解杜”的难题

“以杜解杜”,这是一条困难却可靠的路。杜甫的诗作,很多纪实,从诗题、其中句子,常常可以知道他写作的地点、事件、人物甚至场景,这也是人们称其作品为“诗史”的重要缘由。可诗歌毕竟是艺术作品,写作时对现实描述也有想象成分,必须细致分辨才是。

经过反复阅读,冯至对杜甫作品,有了整体的把握,对如何来完成一部杜甫传记,也有了较为全面的思考。1945年,冯至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阐明了自己为何要写作一部杜甫传记——“因为爱读杜甫的诗,内心里常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想更进一步认识杜甫的人。”他还想通过写作,来了解“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

这部杜甫传记可能是什么形貌,冯至这样来期待它:“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

这是良好的期待,但实际情况却是,杜甫三十岁以前的少作,大都湮没了。三十岁之前,是几乎决定着一生精神基础的时段,不可能让它空白,怎么办?冯至深深意识到:“我在冒着一个大危险,因为材料的贫乏,有时不能不运用我的想象,可是想象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所以我骑在这匹想象的马上,又不能不随时都用‘根据’的羁绊勒着它。”

尽管是“以杜解杜”,可空白太多,这当然不能完全靠想象。好在,杜甫所处的历史大背景,这方面的资料、研究成果,还是很丰富的。恰好,抗战胜利了,学校迁返北平。此时不仅图书馆有充分的藏书,旧书摊也是搜集资料的好去处。据冯至的大女儿冯姚平介绍:“他从旧书摊上搜集到不少有关唐代的文化政治历史地理,以及衣食住行社会风貌等各方面的书籍,什么《唐六典》《唐会要》《长安志》《元和郡县志》《元和姓纂》《食货志》等等。”现代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著述,也在收存的范围中。

这些资料的加入,配合先前对杜甫诗作周详的研读,初步工作可以进行了。从近期一部新再版的冯至的《杜甫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写作准备的情形,其中有冯至抄下的历史学家岑仲勉所制的《杜甫世系表》,亲手描出杜甫活动很多的西安近郊地形图,杜甫艰辛生活过的秦州地形图示,以及杜甫由秦入蜀的行踪图示、在蜀地活动的地图,甚至还有一幅杜甫身体与诗变化的图示……一切就绪,一部“以杜解杜”的《杜甫传》呼之欲出。

由于准备充分,从后来的发表情况看,《杜甫传》的写作还是较为顺利的。迁返北平不久的1947年6月,其中章节《杜甫在长安》,发表在《文学杂志》二卷一期。此后,《安史之乱中的杜甫》《从秦州到成都》《草堂前期》《杜甫在梓州、阆州》《杜甫的家世与出身》等章节也陆续发表。

1951年,这部酝酿数年的《杜甫传》,终于完成并以《爱国诗人杜甫传》为题,从1月至6月,在《新观察》杂志二卷一至十二期连载。1952年11月,《杜甫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制面世。

钱锺书惊佩为奇作

仅仅从篇幅看,冯至的《杜甫传》,说不上沉厚,它的字数,不过十万多一些,可是该书的创新写作及内在分量,却不可小觑。该书完整发表时,著名文史研究家夏承焘,便写出评论,认为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随手札得几条,都是前人没有说到的。”对唐宋文学有深湛学养的钱锺书,也在一封信中评价:“此书(《杜甫传》)前在《新观察》上见过,即惊佩为奇作,内容精实,结构完整,无论在学术方面,文艺方面,都是特出的作品。”

当然,对文学史上以诗封“圣”的杜甫来说,传记篇幅方面,人们还是有期待的。夏承焘在文章中就认为:“我以为可就这篇做个底子,再来扩大补充,希望几年之后,冯先生会再写出一本精详博大的杜甫传。”“我想,我们至少也要有一本数百万字的杜甫传……以冯先生的学力和造就说,他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夏承焘会有此语,是因为冯至的《杜甫传》不但以诗人的热诚和敏感浸润了杜甫及其诗作,还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杜甫传》为读者描述了杜甫的生平和性格,扭转了世人过去对杜甫仅知某些方面和生平片断的局面,第一次把这个伟大诗人的全貌提供给了人们。

相较之下,同为诗人的闻一多写杜甫,就运用了不羁的想象、夸张的词藻,任激情迸发——他完全是以诗人的身份在书写。冯至虽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他的《杜甫传》却是站在史学家的位置上,以清醒的史学意识做着这项工作。

“但愿它能够是一部朴素而有生命的叙述,不要成为干枯的考据……”这是冯至对《杜甫传》写作的期待,他也的确做到了。《杜甫传》里有学术的考证、批评的判断,更有抒情的笔墨,处处流淌着诗情,为它带来了一部学术传记所难得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传》一书,孕育于抗战时期。倘若没有当时的纷乱,没有颠沛流离过程中的亲身感触、心理体验,对杜甫作品,冯至是否会产生如此浓厚兴趣,还很难说;是否会起念写一部《杜甫传》,更不可知。除了时代的呼应,冯至还特别赞赏杜甫“执着”的精神,那是一种在“吾道竟何之”“处处是穷途”的情况下,毅然认定自己的道路,创造出“惊人的伟大”的气魄。在冯至眼中,中国人需要杜甫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老师。

每一部作品的写作,都应该有其机缘。对主要研究西方,尤其是德语文学的冯至,以创作盛期的数年时间,完成一部杜甫传记,更需要这样的生命机缘。笔者以为,这部行笔严谨、要言不烦,主要由“以杜解杜”完成的《杜甫传》,正该是冯至这样受到德语训练的学者写作的式样。他在1952年此书出版的前记,有如此表白:“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这样踏实的为文态度,使得这部作品内容坚实,言之有物,值得人充分信赖。其诗人心语和史家之笔,共同让《杜甫传》经受住了时间打磨,影响至今不减。


编辑:曾子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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