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重要的国宝有哪些?全在这本书里
北京晚报·五色土

2021-11-26 16:55


拥有60年故宫工作经验的文物专家朱家溍,领衔专家团队从故宫珍藏的90多万件文物中精选出100件,编写成《故宫国宝100件》。

全书自商周以迄明清,分为青铜器、书画、陶瓷、工艺美术、织绣五大类,每类每件都有简短的介绍,涉及文物的前世今生、历史价值、发掘故事、制作流程等。

328幅罕见图像,在银盐胶片的时代,每一张都独一无二。朱家溍多次带着彩样到故宫仓库里细细比对,精准还原文物的色彩和细节。

40年前,《故宫国宝100件》常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

40年后,编辑用更贴近年轻读者的方式重新编排设计,从多角度展现细节,透过国宝看懂历史,编成这套值得放进书房的“故宫传家之书”。

本报精选四件国宝介绍给读者。

册方斝

商(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

通柱高28.5厘米,口径纵11厘米,横13.3厘米,总宽16.2厘米,重3.12千克

器名斝(jiǎ),是一种既可盛酒又可加温的酒器。这种铜器的铭文,一般字数很少,没有自名。铜斝最早出现于商中期,亦源于陶斝。早期的铜斝多为圆形。商迁殷(安阳)后,铜器制造的多了,型式亦发生变化,出现了方斝。青铜酒器在商代之所以最盛行,是因为商朝人嗜酒。王公贵族的生活风尚是日夜狂饮。尤其到了商代最后一个皇帝纣王,因“好酒淫乐,嬖于妇人”而亡国。西周初期的帝王,吸取了商朝因酗酒而亡国的教训,严厉禁酒。由于这个缘故,很多在商代盛行的酒器,到西周以后便逐渐消失了。

这件册方斝,体方,有盖,颈部略收,鼓腹,底微凸。腹一侧有鋬(pàn),与鋬相邻两侧口沿上立二方伞塔形柱,腹下四足外撇。盖平而薄,正中有二鸟构成之拱形钮,二鸟相背而立,鸟头向外,冠相连。盖上饰二兽面纹,鋬上饰一兽首。腹部每面之主纹为一组大兽面纹,回形纹为地。腹上颈部及伞塔形柱帽上均饰三角纹,角尖向上,四足饰蕉叶形夔纹。本器是一件装饰华丽、造型优美的珍品。本器铭文只有一“册”字,铸在器内底上。这种单一的铭文,大都是作器主人名或氏族徽号。

像本器这样束颈鼓腹的四足斝大都出自安阳,且绝大多数已流散至国外。这件现为国内仅存。于1975年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一件有盖小方斝,与本器近似,据此,本器也应是商晚期铸造的。

韩熙载夜宴图

五代 顾闳中(生卒年不详)

绢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

南唐中书舍人韩熙载是个很有才干而不拘礼法的人,好声色,家里蓄养了许多歌舞伎,常邀集宾客,专为夜饮。后主李煜想了解这一情况,就派画家顾闳中到他家中去窥探。顾氏通过目识心记,回来后画了一张画向后主交差,这便是传世有名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采用了顾恺之《洛神赋图》的表现手法,主人公韩熙载在画中反复出现五次,也就是通过五个场面来叙述夜宴的全过程。

第一段“听乐”,是全画出场人物最多最全的一段。长髯戴高纱帽盘膝坐于榻上者即韩熙载。他微低着头,手无力地置于膝。他在听乐却未全神贯注,显得心事重重,这和坐在他身边穿红衣服的状元郎粲呈鲜明的对照。郎粲年轻,姿态潇洒,既在听乐,也在欣赏演奏者。另外两青年中有一位是熙载的门生舒雅。其他女子为歌舞伎。这段画面的构图安排,将演奏者置于一边,听众集中另一边,突出地描写一个“听”字。刻画出在听同一首乐曲时,不同身份地位性格的人的不同心理反应。侧坐的两个宾客,大约就是太常博士陈致雍和紫微朱锐。他们完全投入乐曲所创造的意境中。从他们那深锁的双眉和紧闭的嘴唇来判断,演奏着的决不是一首轻快的消遣曲调。

第二段“观舞”。韩熙载亲自击鼓为宠爱的舞者王屋山伴奏。郎粲仍是那种沉醉于欣赏舞姿的神态。其他的人,或拍板,或击掌,都在欢乐中。唯独一个和尚,双手抱于胸前,低头不语,若有所思。

作者采用分段叙述的布局,段落之间,利用室内陈设之一的屏风作为间隔,又以人物顾盼作为联系,使之既有分段又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而又巧妙。整个画面用精细的铁线描,笔力劲健,准确地塑造了各种物像的外形和质感。

以后各段,分别是“休息”,画韩熙载洗手休息;“清吹”,画韩熙载坐听众伎吹奏;“送别”画匀薄和厚重错综变化,五光十色,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夜宴场景的豪华奢丽。《韩熙载夜宴图》在人物塑造和心理刻画上,在线描技巧、构图布局和设色上,都代表着五代时期人物创作的最高水平。

大圣遗音琴

唐·至德元年(756)

通长120.3厘米,肩宽20.2厘米,尾宽13.5厘米,

厚5.2厘米,底厚20.2厘米

“大圣遗音琴”,桐木制,栗壳色漆与黑漆相间,局部略有朱漆修补。金徽玉轸,形制浑厚,圆形龙池,匾圆形凤沼,琴背题名、大印及铭文都是制琴时镌刻的。腹款朱漆书“至德丙申”四字在池的旁边。制琴的时间,正当安禄山叛变,唐明皇入蜀,太子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的时候。此琴造型优美,色彩璀璨古穆,是琴中之宝。

“大圣遗音琴”,原藏于养心殿南库。养心殿是清代皇帝的寝宫。南库是收藏贵重物品的库,说明当时确实是把它看得很重的。南库虽是皇帝的珍品库,但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入宫点查时,南库已因年久失修,屋漏处泥水下滴正中琴面,不知已过多少岁月,长期泥水滞留,琴面上凝结了一层坚厚的水锈。琴色灰白,已破败不堪了。于是就其原状另外入库保存。1947年经故宫博物院的编纂王世襄鉴定为唐琴珍品。1949年征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的同意,延请著名古琴家管平湖来院修理,经历数月,一层水锈彻底清除干净,原来漆面居然丝毫无损,并照原样重新安排了紫檀岳山(琴上的一个部件名称)。虽然经过若干岁月的泥水浸蚀,但琴面鹿角漆胎仍坚固异常,千年古琴所以能流传后世,确因其制造精良。

“大圣遗音琴”经此次修整,神采照人,恢复了应有的面貌。修整完好以后曾经管平湖试弹,琴音清脆松透。明、清以来的琴书中总结出古人认为最好的琴音具有:奇、古、透、润、静、圆、匀、清、芳九个特点,称为“九德”,古人说具备“九德”的琴是罕见的。据现代古琴家郑珉中鉴定,“大圣遗音琴”属于“九德”兼全的,也就是说能给人以完美悦耳的音响感受。

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

高224厘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约5330千克

“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用密勒塔山青白玉制成,下面承以铜嵌金丝、烧古色山形座。玉山雕刻着崇山峻岭、古木丛立、洞壑溪涧做背景,大禹在正面山腰上亲自劳作。追随他的民众,有人用锤打,有人用镐刨,有人用杠杆捶击,凿石开山,使水就下。这幅生动活泼的劳动图景,是按着玉材天然形势,给予精细的艺术加工而制成的,堪称稀世珍宝。玉山背面刻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御制诗。大意是,这样一块像山峰似的大玉材,如果制造尊垒一类的器物,那就大材小用了。宫中所藏《宋人画大禹治水图》是一幅名画。把它体现在大玉山上,那将是永远不会被损坏的纪念物。也只有“功德垂万古”的圣迹刻在这样的大玉上才相称。现在玉山已制成,自从采玉开始,十年之久,耗费许多人力物力。乾隆还告诫子孙,如果仅仅为了追求珍玩,今后绝不允许再做这样的事。

据前人记述,从新疆运大玉到北京需要制作轴长三丈五尺的特大专车。车上有铜把,前用一百多匹马拉车,后用千名夫役扶把推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冬季则泼水结冰路面拽运,日行五至六里。据此计算自和阗至北京一万一千一百里,需时三年才能运到。玉料运到北京以后,乾隆皇帝选用《石渠宝笈》著录的《宋人画大禹治水图》轴为稿本,将原图发交内务府大臣舒文,命贾铨照图式样在玉上临刻。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二十七日,拨得玉山蜡样及画得正背左右画样四张。同年五月初七日,乾隆批准蜡样和画样,经过运河把大玉载往扬州,交两淮盐政图明阿选玉匠照样制造。后来因恐蜡样日久熔化,又照样刻成木样。自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在扬州开工,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完成。同年玉山再经运河运到北京。九月间安设在宁寿宫乐寿堂。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命造办处如意馆的刻玉匠把御题诗刻在玉山的背面。

“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所用的工时和造价,已无精确的资料可据。但根据另一件玉山,“秋山行旅图玉山”的制造资料可以推断大约的数字。此物造价约是“秋山行旅图玉山”的四倍。根据“秋山行旅图玉山”的工时和造价,估计“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从打坯到制造完成,不包括刻字工时,不包括在山上开采玉料,不包括从新疆运到北京、从北京运到扬州、再运回北京,一系列的运费都不计算在内,只计制造,大约需白银一万五千余两。按当时物价,可折合大米一万六七千担(一担约合六十公斤)。如果开采运输的工时和银两加在一起,将若干倍于此数。“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的制成,在玉器工艺美术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才能与智慧。

■名家推荐

藏品从上古到近代,源远流长,艺术文物种类,包罗万状。如何让故宫的藏品不再高不可攀,不再遥不可及,而可以走进社会大众的视野,这是策划《国宝》一书的立意。让社会大众从故宫庞大的藏品中认识百件国宝中的国宝,并透过百件国宝了解中国几千年艺术发展的脉络,学懂如何欣赏每一门类的艺术。——陈万雄

初见《国宝》,既为它的精美、格调所震撼,更为它的通俗、好看而喜欢。名为画册,文字并不少。100件国宝,每件、每图都有详尽的说明和故事,统共足有十多万字,但丝毫不掩盖图片的斑斓和辉煌,尤其抠图和局部放大的技巧,让我叹为观止。——汪家明

■作者简介

朱家溍(1914—2003),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世孙。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九三学社社员,著名的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明清史及戏曲研究专家,曾主持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太和殿“龙椅”的修复和原状复原工作。在故宫博物院从事鉴定研究和陈列展览工作60余年,为故宫文物的整理、征集、研究和鉴定划级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他编著的《两朝御览图书》《故宫经典·明清帝后宝玺》《历代著录法书目》和《故宫藏珍本丛刊》等成为故宫的标志性著作。而他主编的《国宝》一书,荣获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图书奖,且常作为礼品书赠送给外国元首。

(责编:李峥嵘)


编辑:杨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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