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9月16日，北京协和医院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如今，这座有着“医学圣殿”和“大师摇篮”之称的医院，走过了百年岁月。百年来，协和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医学人才和医院管理人才，开创并引领了众多医学学科的发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时期，协和的师生们，奔赴全国继续行医，救死扶伤，他们还把协和的优良传统、办学经验带到全国各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神州大地处处有协和人的身影。

北京协和医院

协和师生投入抗日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就此拉开。同年8月，北平沦陷。当时美日关系尚未破裂，有美国背景的协和医学院于9月9日如期开学。由于医学院与各地联系几乎全面切断，许多教职工暑期离校后无法返校。协和师生们深感国难日深，切思报效祖国，纷纷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他们先后成立军事医官训练班及学生医疗队，奔赴前线开设战地医院，救治伤员数以千计，他们还给晋察冀军区送去急需的药物与手术器械。

据开国上将吕正操将军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们与北平协和医院建立了联系，该院总务李庆丰同志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器械和药品。另有黄浩同志是教会长老、小学校长，与协和医院有很好关系，他自愿担负输送任务，每月输送十几批，不仅装备了冀中的卫生部门，还装备了120师。”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于1938年春在武汉协助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担任总队长，多名协和医生及医学生毅然加入。在国难深重之时，救护总队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专门负责军事救护的机构，它的成立翻开了抗战救护新的一页。1939年2月，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开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培养战地医护人员近2万人，贵阳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中心。

林可胜协助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担任总队长

抗日烽火中的协和救护队

除此之外，协和的著名医生和教授，还奔赴全国继续行医和教学。1937年7月14日，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张孝骞教授毅然离开北京，回到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是年秋，他代理院长职务。日军侵至湖南，张孝骞多方筹措，于1938年10月将医学院的物资、学生和教职人员分别迁至贵阳。1938年10月24日，湘雅医学院在贵阳正式开学，1944年12月又因战事迁校重庆。由于张孝骞的筹划和坚持，湘雅医学院在战时也维持了系统的医学教育，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主治医生早晚巡诊等协和制度也得以保留。

1945年，张孝骞（前排中）与湘雅教职员工合影。

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协和热带病学家、抗战后成为协和医学院校长的李宗恩参与筹建，并被任命为首任院长。贵阳医学院是在没有一间校舍的情况下成立的，之后临时搭建起27栋茅草屋，被人们称为“草棚大学”。急诊室仅5平方米，手术床是摇摇欲坠的木板。贵阳医学院在1938年至1945年共培养了1477名学生，为因战乱流亡的医学生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也为西南地区奠定了医学教育基础，为补充卫生人才作出了贡献。

1937年秋，李宗恩（前排左四）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

护校全体师生 跋涉到大后方复校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的战火打破了协和暂时安定的时局。当日清晨，一队日本兵闯入协和，包围了整个建筑群，贴起“日美宣战”大字，并禁止所有人出入，日军背着枪在院内到处搜查。此时协和护校正在进行三年级学生的毕业会考，时任护校校长的聂毓禅马上赶到考场稳定学生情绪：“今日有日本军来协和参观，大家不要慌乱，考试照常进行。”另一队日本兵闯入医学院校长胡恒德的住宅，将正在用早餐的胡恒德、校董会财务官员鲍文（Trevor Bowen）和汉密尔顿·安德森（Hamilton Anderson）一起逮捕，前两位被日本囚禁长达4年。日本官兵命令协和病房不再接收新患者，门诊也被立刻关闭。

1942年1月8日，日军命令协和医学院和护校停止一切教学工作，强令清退所有住院患者。所有教职工和学生必须离校，1200名华籍员工被遣散，医学生转往北京大学医学部、圣约翰大学等。1942年1月31日，学校、医院及宿舍完全被侵华日军占领。

1942年，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聂毓禅多方联系道济、同仁、妇婴、中和等医院，详细记录了每位学生所缺的理论课和实习时数，寄给安置学校，请老师们补课。最终三个年级的护校学生和进修生不仅完成了学业，还参加了毕业会考。

1943年春，聂毓禅以惊人的魄力和毅力，带领护校全体师生离开沦陷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辛跋涉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与协和董事会研究后，在成都复建协和护校。当时的华西坝也成为全国医学院校转移聚集的大后方。即使成都的教学条件比不上北平，协和护校仍丝毫不降标准。王琇瑛作为学校当时的教务处主任，为了挑选学生公共卫生的实习基地，深入四川山区腹地，与当地彝族居民同吃同住，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卫生习惯。学校同时给学生安排了大量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习机会，学生从一年级开始便去华西大学新建的医院实习，每一天的课程都排得满满当当。1943年至1946年，协和护校在成都共招收三班学生约50名，还举办了一届两年制的进修班。得知协和护校艰难的内迁旅途，身在纽约的协和董事会成员们也是唏嘘不已，称此为“漫长、艰险，原本只有男人才能完成的行程”。

协和护校师生在成都合影，前排左七为护校校长聂毓禅

协和停办后，相当一部分医护员工来到北平的中和医院、儿童医院、道济医院，天津的恩光医院、天和医院等，把协和的优良传统、办学经验带到各地。

1942年初，谢元甫、钟惠澜、关颂韬、孟继懋、卢观全、林巧稚、司徒展、罗宗贤、胡正详、谢志光等协和名医相继到北平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医执教，带去了曾宪九、周华康、冯传汉、胡懋华、吴阶平等一批青年医生，引入协和的医学教育临床实习制度以及协和的护理制度，促进了中和医院的改组，使这所护理工作由法国修女代理的医院拥有独立的护理部和现代化的组织结构。

1944年，在北平中和医院工作的协和妇产科同仁合影。前排右起：王文彬、林巧稚、葛秦生

同年，协和医生诸福棠、吴瑞萍和邓金鍌在北平创建私立儿童医院，医院借用吴瑞萍父亲的一座小楼房，最初仅有6张病床，全部工作人员13人。后来协和高级护士刘静和、龙乘云也加入。经过多年的发展，这座医院后来成为中国儿科界的翘楚——北京儿童医院。

1942年，施锡恩、卞万年、金显宅等医生先后来到天津，在陈善理创建的恩光医院工作。他们充实了原有的妇产科，增设了内科、儿科、外科、泌尿科、耳鼻喉科和牙科，使恩光医院成为当时天津为数不多的科室齐全的综合医院。

1947年，在天津天和医院工作的协和同仁合影，前排左四为邓家栋

1943年，正在美国进修的吴英恺毅然回国，冒着生命危险辗转两个月到达重庆，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和天津中央医院创建外科。

抗战期间，协和人不仅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在医院尚未停办时，还秘密收治地下党员，他们为保存协和病案、协和图书馆等珍贵资料不惜以身试险，为国家保存和培养医疗卫生人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 协和获新生

正是一代代协和人的共同努力，使中国医学高等教育没有因战争影响而中断。

1948年协和复院后，中共北平城市工作部学委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协和开展工作。1948年9月，地下党员联系协和的学生和职工成立了“秘密读书会”，组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读书会改为“协新社”，成员包括全体地下党员及党外积极分子。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天津等地区。地下党员带领党外积极分子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布告》《告北平同胞书》译成英文，通过邮局寄给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医院院长李克鸿，美方代理人福美龄、知名教授林巧稚、张鋆、张锡钧、胡正祥等人。他们发信给知名教授，请大家留下为祖国工作；还通过师生、朋友等关系，说服要走、动摇的人留下来；组织人员保护学校的财产设备，保护这所高等学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协和因属美国财产没有被新政府立即接管。1949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建立协和医学院第一届党支部，5月1日，工会成立。8月，协和地下党组织公开，党外积极分子均转为共青团员或继续培养发展为共产党员。10月7日，协和举行了返校日大会，中央政府教育部长马叙伦出席并讲话，希望协和以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医学教学继续造福人民。

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协和，医学院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医院名称改为“北京协和医院”。

李德全——30年前在协和门口观看开业典礼的燕京大学女生，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长的身份接管协和，她与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一同向全院职工宣布：协和医学院院长仍由李宗恩担任，经费由教育部划拨，只会比原来多，不会比原来少；学校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不变，学校标准不能降低，要办得比以前更好；教职工原职原薪，学生可领取人民助学金……

协和由此开启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人自行管理和建设的历程。小洛克菲勒写信给协和医学院的秘书玛丽·弗格逊：“我们不应认为协和提前失去了用武之地，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播种都结出完美的果实。”

协和人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为新中国的医学研究、疾病防治、学科筹划、人才培养及主要医疗机构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57年秋，《柳叶刀》杂志主编西奥多·福克斯（Theodore Fox）爵士随英国医生团来中国访问。他对世界各地的医学教育都有着很深的见解，在深入了解中国医学教育以及协和的状况后，他在访问报告中这样写道：“虽然历经变迁，（协和）仍被认为是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尽管时移世易，国际教员也已离去，但协和依旧保持了一流的水准，执中国医学界之牛耳。”

图片提供  北京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