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寺是承德“外八庙”之一，它是一座采用汉藏合璧方式建造的庙宇。当年乾隆皇帝为了团结蒙古各部，在承德和北京，分别兴建了若干座庙宇，普宁寺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兴建见证了维护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

有趣的是，普宁寺和颐和园“后大庙”的须弥灵境大殿及四大部洲，是一对姊妹建筑。

乾隆为母祝寿建后大庙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完成了北京西北郊的西湖疏浚工作后，乾隆皇帝开始利用新整治好的湖泊山川兴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为生母庆祝六十大寿。在此过程中，西湖被更名为昆明湖。西湖疏浚和扩充水面后挖掘出来的土方，增筑起来的瓮山，也以给太后祝寿的名义而更名为万寿山。在这一片湖山之中，乾隆皇帝开始自己心中理想国的营造。

所有建筑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当属万寿山前山的大报恩延寿寺，这是仿照南京大报恩寺而兴建的一组祝寿献礼工程，这就是如今的颐和园排云殿和佛香阁。和大报恩延寿寺同时兴建的还有后山的一座大规模庙宇，当时被称为“后大庙”，和前山的寺院比起来，这座庙宇有着极为独特的个性。

首先在庙宇的最北侧（庙宇为坐南朝北）入口处，设置了三座壮观的木结构牌楼，三座牌楼呈“品”字形布局，这种布局方式在乾隆年间很多建筑物中都出现过，比如雍和宫入口处的三座牌楼，景山寿皇殿的三座牌楼，以及雍正皇帝的泰陵总入口大红门前的三座牌楼等。不过此处的三座大牌楼地位较为特殊，它们取代了寺庙中的山门和天王殿，作为整座后大庙的入口，穿过三座牌楼围合而成的第一层院落，便是第二层院落。

此院落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二层歇山顶的配楼，东侧为法藏楼，西侧为宝华楼。1860年这两座建筑被焚毁后，一度在建筑基址上修建了卫生间和门房，目前颐和园正在对两座建筑进行复建，主体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从第二进院落再向上，便是当年整个后山中最为雄伟的建筑——须弥灵境大殿（后被毁）。这座大殿面阔九间，进深六间，建筑面积1343平方米，重檐歇山顶，黄色琉璃瓦，在正脊的中央设置有鎏金铜质塔刹，塔刹两侧为佛八宝，东西各有四个。如此规模的殿宇在当时的京城都算得上是前几位的。从须弥灵境大殿再向上，庙宇的建筑风格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刚刚的典型汉式佛寺风格，变为明显的雪域高原特色，这个建筑群便是颐和园内知名的香岩宗印之阁和四大部洲。

1860年香岩宗印之阁被焚后，清政府因财源紧缺，原有的三层的楼阁式建筑，被改建成一层单檐歇山顶的大殿，而原楼阁北侧的西藏风格十足的南蟾部洲，也被改为汉式佛寺的单檐歇山顶大门。

1980年，在复建四大部洲建筑群时，维持了已经改观的南蟾部洲和香岩宗印之阁，其他建筑比如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以及每个大部洲两侧的小部洲（合起来便是八小部洲）都得以恢复，同时修复的还有日殿和月殿，这些建筑参考的都是当年的藏式风格。

颐和园后大庙里藏式风格的日殿和月殿

清代，香岩宗印之阁的屋顶有一个鎏金宝顶，周边有四座梵塔，鎏金宝顶和四座梵塔共同组成了代表密宗的“五智”。这五座尖顶建筑组合在一起很容易联想到北京正觉寺和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如今，这四座梵塔已修复，但香岩宗印之阁的鎏金宝顶已不复存在。

颐和园四大部洲的整体布局，模拟的正是西藏三摩耶庙（又称桑鸢寺）。在四大部洲的东西两侧，还各设置有一座小型庙宇，它们分别是东侧的善现寺和西侧的云会寺。其中云会寺同样采用“坛城”样式分布，代表了藏式风格的延续，而云会寺则是对典型汉式佛寺的布局。这两座寺庙现在都有部分建筑遗存。

乾隆参照后大庙修建普宁寺

承德普宁寺的修建，无论从建筑造型上还是其布局上，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涵义。

普宁寺的修建目的，依照《钦定热河志》中的记载，是乾隆皇帝为了“昭武成”，即宣告战事的胜利。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当年十月，厄鲁特蒙古四部来避暑山庄朝觐乾隆皇帝，这次会盟巩固了清朝对漠西蒙古的统治。为此，乾隆皇帝效法祖父康熙皇帝与喀尔喀蒙古在多伦会盟时兴建汇宗寺的先例，仿照西藏三摩耶庙（又称桑鸢寺）的形式，修建了承德的普宁寺。

为了尊重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的风俗，普宁寺的后半部分参照了建成没多久的清漪园后大庙四大部洲的样式。而普宁寺的前半部分则是典型的汉族佛寺样式，因此从总体上看，普宁寺和清漪园后大庙的布局如出一辙。但二者之间又有细微的差别。

普宁寺由于是在山前的开阔地带进行营造，可供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因此普宁寺前半部分和清漪园后大庙比起来，有着更加完整的伽蓝七堂式建筑群。不过清漪园后大庙的须弥灵境大殿在规模上要略胜一筹，为九开间，而普宁寺大雄宝殿则是七开间。

普宁寺汉藏风格结合的建筑群

绕过普宁寺的大雄宝殿，登上四十二级台阶，便到了普宁寺的后半部分。这部分的建筑布局完全采用藏式风格，与前半部形成了鲜明对比。和清漪园后大庙比较起来，由于地势较为开阔，这里的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在布局处理上较为舒展，所有建筑都均匀分布在以大乘之阁为圆心的圆上，并且在大乘之阁还建有两个小院落，以供乾隆皇帝和章嘉活佛休憩和说法之用。

值得一提的是，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不少建筑，能在北京找到相似类型。普宁寺往西不远处，便是须弥福寿之庙，这里曾经是六世班禅在承德觐见乾隆皇帝期间所居住的行宫。除了这座行宫以外，乾隆皇帝还在北京香山静宜园为班禅修建了另一座行宫，即宗镜大昭之庙，两组建筑在整体布局和一些细节处理上极为相似，尤其是在整个庙宇的后部都有一座琉璃宝塔，其造型更是如出一辙。

位于承德的班禅行宫

从班禅行宫再向西，曾有殊像寺和罗汉堂两组建筑，这两处建筑都是乾隆皇帝非常钟爱的样式。其中殊像寺内供奉文殊菩萨，总体仿照五台山殊像寺修造，乾隆皇帝自认为是文殊菩萨转世，因此殊像寺在北京也有多处仿建，如位于北京西山的宝相寺，圆明园正觉寺等。如今，承德罗汉堂虽已无存，但它当年在北京的姊妹建筑——碧云寺罗汉堂则完好地保存至今。实际上，当年乾隆皇帝还曾在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西南修造过一座罗汉堂，但不幸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的大火，如今这里改建为清华轩。

避暑山庄东侧有一座普乐寺，它的主体建筑旭光阁坐落于三层高台之上。三层高台，是外八庙中又一处“坛城”式（即曼陀罗式）建筑，这种建筑样式在北京也能找到，如碧云寺塔、北海极乐世界殿等。而旭光阁本身的建筑风格，与天坛祈年殿极为类似。

碑文讲述平定准噶尔叛乱往事

来到普宁寺，在步入入口山门殿后，会被眼前一座硕大的碑亭所吸引。在这座碑亭中竖有三座石碑，分别为《普宁寺碑文》、《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以及《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其中在《普宁寺碑文》中乾隆皇帝讲述了他兴建此寺的目的。另外两块石碑，则讲述了一件乾隆皇帝和蒙古族各部一起努力维护祖国西北疆土稳定，粉碎准噶尔叛乱的往事。

这段往事和一个叫做阿睦尔撒纳的人有关，说起阿睦尔撒纳，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和阴谋家。他是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台吉”是蒙语“太子”的意思，后指蒙古贵族），同时也是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的曾孙，他利用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去世后内部内讧的机会，拥戴达瓦齐夺取政权，但达瓦齐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统治者，在位期间政治腐朽，导致厄鲁特各部民不聊生，于是大家纷纷向清政府靠拢。

先是杜尔伯特部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归附，第二年的冬天，阿睦尔撒纳也放弃了自己这位昔日的盟友，与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率部来归，乾隆皇帝闻讯，冒着严寒从北京出发，一路“急行军”，只用了不到三天就赶到避暑山庄，接见了前来投奔的蒙古各部，并在第二天册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

归附的厄鲁特各部向乾隆皇帝详尽地介绍了准噶尔部的具体情况，为乾隆皇帝下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了解了达瓦齐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后，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任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这支部队由乌里雅苏台出北路进攻。同时任命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勒为定边右副将军，清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抵达伊犁，妄图逃跑的达瓦齐最终被擒并押送北京，乾隆皇帝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并显示出清政府的大度，在午门献俘的仪式上当场赦免了达瓦齐，并封其为亲王，并赐府宅于北京，至此平定达瓦齐的战役宣告结束。

然而此时，阿睦尔撒纳的野心逐渐显露出来，他强烈要求清政府册封他为厄鲁特蒙古四部的总汗王，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招兵买马，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战争。乾隆皇帝早就察觉到阿睦尔撒纳的不臣之心，果断采取措施，命他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九月到避暑山庄入觐，狡猾的阿睦尔撒纳在中途逃遁，回到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后立刻发动叛乱。

叛军利用清军平定达瓦齐叛乱后刚刚撤离这个空子，发动突然袭击，将军班第兵败自杀，而永常则面对大敌畏手畏脚未能及时增援，以致延误战机，此后清政府任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这次阿睦尔撒纳没有能抵挡得住清军的大举进攻，叛军很快土崩瓦解，阿睦尔撒纳则出逃到哈萨克。哈萨克的首领在得知消息后，向清政府表示誓擒阿贼献给皇帝，无奈之下，阿睦尔撒纳只得再次逃跑，最终他带着仅剩下的七个人，投奔了俄国。

清政府得知后，命理藩院向俄国发出照会，要求俄国不要藏匿逃犯，但俄国准备将阿睦尔撒纳当成一张“牌”，便收留了他，他们捏造谎言说阿睦尔撒纳已经“落水身死”。但是，众叛亲离的阿睦尔撒纳并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好处，于是在他病死以后，俄国将其尸首送至恰克图，移交给清政府派来的专使验看。

在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不久后，大小和卓又再次掀起波澜，但很快便被平定。不久，清政府于伊犁地区设置“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伊犁将军，负责全疆的军政事务。这块失而复得的土地被乾隆皇帝命名为“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