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勇先:诗人的星星
北京晚报·五色土 | 记者 陈梦溪

2021-06-11 16:18


全勇先将翻译尹东柱的诗歌看作自己文字生涯中最值得自豪的事。在五一档上映的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悬崖之上》热映后,这位朝鲜族作家被越来越多观众和读者重新发现——他因编剧的电视剧《悬崖》摘得白玉兰最佳编剧奖,又因此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创作电影剧本《悬崖之上》,随着电影的爆火,他早期创作的许多小说被读者注意到。

在一个诗歌朗读会开始前,我们约在剧院旁的咖啡厅进行了一场采访,55岁的全勇先沉默地坐在角落,翻看着由他和姐姐全明兰一起翻译的诗集《数星星的夜:尹东柱的诗》。在我们开始谈到诗歌和创作开始滔滔不绝,眼中射出热情的光芒。全勇先喜欢诗歌,也崇敬诗人。他眼中,诗人都是善良、悲悯且真挚的,诗歌的美好更是无与伦比。当他第一次被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歌震撼的时候,他也惊讶于这位在朝鲜半岛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出生在中国,死后埋葬在中国,却在中国这片故土被埋没和遗忘。这实在是太遗憾了,全勇先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全勇先虽是朝鲜族,但没有在朝鲜族学校系统地学过朝鲜语,他的朝鲜语“说得磕磕绊绊”,他仍然决定拉上自己的姐姐一起翻译尹东柱的诗集。“是什么给了我勇气去翻译这样的诗?”他问自己。

尹东柱

死于日军人体试验

走吧走吧

像被驱赶放逐的人一样离开

瞒着我的白骨

去另一个美好的故乡

——尹东柱《另一个故乡》

全勇先和全明兰译

“2020年初冬,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太阳照在中国北方的山河大地,照在每个人的身上。我在想,墓里长眠的尹东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有着怎样的灵魂才能写下那么动人的诗句?”全勇先说。

1995年,全勇先的中篇小说《白太阳红太阳》获得长白山文学奖,他去杂志社领奖时顺手拿了一本朝鲜版的杂志。他的母亲拿起杂志,对他说,里面介绍了一位叫尹东柱的诗人,他27岁就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我妈妈说,他的诗非常好,我说,妈妈那你读几首给我听听。”

尹东柱1917年12月30日生于中国吉林延边和龙县明东村(今龙井市智新镇明东村),从小就展现出了诗歌天赋。1938年他考入汉城延禧专门学校文科院就读,毕业后于1942年不得已以“平沼东柱”的名字赴日留学,先后进入东京立教大学和京都同志社大学学习。1943 年,被日本警察以涉嫌讨论“独立运动”的罪名逮捕入狱,关押在九州的福冈监狱,在狱中遭遇了残酷的人体实验,不幸于1945 年2月16日离世,年仅27岁。

母亲读了一些诗句给他听,来自尹东柱的诗《另一个故乡》,朝鲜语特有的饱满情感和那些朴素的诗句吸引了他,全勇先大为震撼,“难以想象在那个恐怖年代,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在全勇先翻译的尹东柱诗集《数星星的夜》中,只用了这样一句话形容这位英年早逝却极富才华的诗人:尹东柱是一位极尽纯粹、美好、真诚的诗人,他的诗克制而又暗含激情,天真而又富有深意,谦逊而又充满个性,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朝鲜当时有两部分人移民到中国,一些是穷困潦倒的老百姓,还有一些人其实家境是不差的,他们只是在朝鲜沦陷那种压抑的环境生活不下去了,比如尹东柱就是这样。”全勇先说,1910年后《日韩合并条约》签署后朝鲜半岛已经沦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一部分,那时的中国东北还没有被日军占领,环境相对宽松,许多知识分子便来到中国,尹东柱便是那时出生的。全勇先告诉笔者,尹东柱家族是知识分子家庭,他的舅舅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培养过许多著名的人物,朝鲜的第一代飞行员、第一代电影导演,许多都是在那所学校毕业的,与尹东柱是同学。全勇先去过许多次延边龙井,很多遗迹表明那时这座小镇是个很国际化的城镇。全勇先去尹东柱故居拜访时发现那座院落很大,可见他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

尹东柱的诗歌与他的经历相互呼应着——他生于中国,死于日本。他远离故土,失了姓氏,却以笔为戈,在27年的短暂生命中,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写作,以最单纯的文字,为最残酷的时代证言。全勇先说,尹东柱被日本人抓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回家,船票都已经买好了:“他只是因为参与讨论了朝鲜独立运动就被判处有罪,日本福冈刑务所以违反治安法的名义,判处他两年徒刑。日本法西斯面临最后崩溃的时候变得更加丧心病狂,做了很多残忍的活体实验,给他们注射一些不明液体。”

“那绿锈斑斑的铜镜、埋着他名字的野山坡、没有门牌的街道、异国的雨夜和离别的站台……这些脑海中的诗意如此具体,让我仿佛亲临那个没有生活过的年代。”全勇先似乎能够理解,为什么遭受到如此厄运的诗人,却能写出“握住手就知道,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善良的人啊”这样的诗句。尹东柱没有陷在以往的诗歌创作模式中,他的诗不同于以往的“小情小调”写离愁别绪写男女相思,他的诗直击生命,饱含情感,而又充满深意。

全勇先

不能接受“翻译腔”

无物可装

让我担心的

空空的衣兜啊

到了冬天就鼓鼓囊囊

装的是我两只

攥紧的拳头

——尹东柱《衣兜》

全勇先和全明兰译

全勇先出生在黑龙江佳木斯市,5岁的时候,他去朝鲜农村的姥姥家生活了半年多,朝鲜语“就是在那时攒下的底儿”。朝鲜屯的大部分人都不懂汉语,包括全勇先的长辈们。在那里他学会了基本的朝鲜语日常对话,“虽然时间很短,但印象深刻,算半个母语”。全勇先的奶奶和姥姥一生都不会说汉语,朝鲜语是他与亲人交流的语言。之后全勇先回到佳木斯读小学、中学,工作后担任过《三江晚报》记者部主任,同时进行小说创作,2001年他辞去媒体工作只身前往北京,全部投入到创作中。尽管他说自己的朝鲜语只有五岁学龄前儿童的水平。但他能理解朝鲜语的思维方式。这种感觉很微妙,与后天再学习一门外语的感觉截然不同,这种深入骨髓的印记和先天的文化感觉是不需要翻译的,他看韩国电影,听朝鲜语完全“不需要反应的过程,不需要在脑子里先翻译一遍,因为我是会用朝语思维的”。

朝鲜语是拼音文字,会读基本就会写,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很小,这与中文有很大不同,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很大,所以全勇先翻译时最难的地方,是害怕译过来“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导致诗歌美感的丢失”。朝鲜语有它独特的语感、节奏和韵律。尹东柱的许多诗歌用朝鲜语朗诵时都非常生动丰富、抑扬顿挫、感情充沛,但有一些童诗译成汉语时便会失去许多神韵。全勇先举了个例子,朝鲜语的“为什么”一词读音和倭寇的“倭”相同,尹东柱一首诗写道“为什么米糕是苦的”,同时也一语双关地道出“倭寇的米糕是苦的”,这样巧妙地用同音字表达对日本法西斯的反感,这样的句子就很难翻译。《数星星的夜》诗集中收录了91首诗歌和4首散文,这并不是尹东柱的全部作品,对于那些无法完美翻译的,全勇先忍痛舍弃掉,并没有收录进书中。

全勇先让姐姐全明兰先把诗句用朝鲜语给他读一遍,他听完了,两人再探讨如何用汉语来翻译出诗的神韵。“读是非常重要的。尹东柱的诗歌简单明了、直抒胸臆,没有过于复杂的意象,却能直接冲击人的情感。”全勇先说,但往往越朴素的诗句翻译起来越难:“这就得找到他诗句中魂魄的东西,翻译不出来的就拿掉,也不要心疼,因为没办法翻译的东西就是语言差异造成的。”他不接受许多翻译作品中的“翻译腔”,因为翻译诗歌的人首先是要懂诗歌的人,甚至是写诗的人,因为“翻译”永远不仅仅只是“翻译”。

尹东柱本身对语言便有深刻的领悟,他掌握汉语、朝鲜语、英语、日语、法语五种语言,他的诗歌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也很大,他巧妙地将东西方的诗歌表现方式与朝鲜语的富于情感和生动结合起来:“他的诗高级在哪呢,他有里尔克、纪德、雅姆那种西方诗歌的影子,但又没有那种刻意模仿而生成的造作和生硬,他17岁写的《生与死》,我至今都在想,一个17岁的少年是怎么写出这样的诗句的?很多诗人71岁也写不出这样的诗。”

为什么当代人不读诗了?

都说人生艰辛不易

写下诗句却可以这么轻而易举

这是多么让人羞愧的事情

——尹东柱《容易写成的诗》

全勇先和全明兰译

尹东柱所处的环境非常压抑,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日本的恐怖统治令沦陷土地的人们充满了恐惧与怨恨。全勇先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的许多作品都是记录伪满洲国那段岁月,他的许多作品如《东北恨事》《妹妹》《独身者》《昭和十八年》写作的都是东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往事。那段历史似乎被历史忘记了,很少有人提起,但越是这样,他越想把它们写出来。全勇先在采访中也提到了东北沦陷时期,抗联,民族志士和那些不愿意向法西斯低头的人们。全勇先小时候有被寄养到朝鲜屯姥姥家的经历,他熟悉尹东柱笔下那些朝鲜族人生活的场景,包括风土人情。“尹东柱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人都是不快乐的,但尹东柱并不是悲观主义的,不是一个像太宰治那样消沉低落,一心向死的人。虽然他的诗歌里过早地出现过对生与死的困惑和思索,也流露出孤独和伤感的气质。但他依然积极向上,热爱学习。他的这首诗歌里就有少年身上很不在乎,很俏皮的东西。”全勇先说,善和美才是超越繁杂世界的力量,“他的诗里没有愤怒,反而都是平静的善意。他一辈子甚至都没有谈过恋爱,他的诗里写的‘顺’是对年轻女性的统称,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姑娘,这也看出他不是一个勇敢去追求感情的人。”

“他是个天才,是个内心有诗意的人。”全勇先说,尹东柱看到一件晾晒的衣服,会觉得衣服“在微风中窃窃私语”——这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东西。全勇先看来,尹东柱是个安静羞怯的孩子,很爱哭,见到小猫小狗小兔子死了都难过得流泪,孩子们给他起外号叫“哭巴精”,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敏感善良,他看到任何事情心里都会泛起波澜。如果人看到什么内心都是麻木的,神经是大条的,那么就不会捕捉到生活的细节。诗人就是仰望星空的人,尹东柱就是这样一位深陷泥沼却仰望星空的人。全勇先在九十多首诗歌中挑选《数星星的夜》这首作为书名,想必也是这首诗最能代表诗人的心灵:“可那一颗颗铭刻在心里的星星啊,为什么至今也数不清楚”。

全勇先看来,当下的生活,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让人沉浸于具体的烦恼,工作的忙碌让许多人想的是房贷怎么还,孩子上学怎么办,这些会消磨人的诗意。写一首诗似乎是件过于遥远而无用的事。现在还有多少人喜欢诗歌?当他拿着诗集译稿找到一些出版机构时,收到的都是委婉地拒绝。他明白,现在出版一本诗集很难,许多诗集的印量不过一两千册,大部分诗集甚至自费出版,送给亲朋好友收藏,鲜少有能够进入图书市场被大众所熟知。这本诗集起初四处碰壁,出版无望,全勇先也做好了自费出版的准备。

“诗歌注定会小众,但为什么我还是坚持要翻译这本诗集呢?貌似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我认为这么好的诗,注定会获得认可,哪怕现在没有人关注,终有一天,它会被发现,被传播。这位被埋没的天才诗人的名字也将会被重新提起。他的诗歌之美将滋养后人的心灵。他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真诚、美好、善意,将会被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所传承和延续。这是我和姐姐信心的来源。”全勇先说。


编辑:杨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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