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的第一届首都治理论坛在京召开。论坛召集了国内众多高校公共管理、政府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首都治理实践及经验展开交流探讨。会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归纳并分享了首都基层治理、社区治理、城市创新等领域的探索和趋向，并提出合理建议，也有学者介绍了上海、新加坡等城市的治理启示，为首都善治提供可借鉴的思路。本次论坛还启动了“首都治理最佳实践评选”。

基层治理应坚持双重赋权

在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宏山一阵见血地指出目前首都基层治理的部分典型问题，主要包括：面临有限资源和无限责任的挑战，且存在条块分割、协同不力，编制不足等。

基于此，他认为，未来首都基层治理需要新的思路——双重赋权，即向街道赋权和向社会赋权。他认为，前者能提升统筹协调能力，后者有利于发展协商民主，两者结合，有助于共同推进城市共建共治共享。他还进一步解释，街道赋权主要体现在权力下放、资源下沉和机构改革三方面。社会赋权就是公众参与、多元共治。

杨宏山认为，北京统筹街道对辖区的协调权、督办权、执法评价权，扩大街道财政经费自主权，就目前实践状况来看取得了良好成效。

谈及首都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归纳了六点趋势，即要以稳定为第一要务，要建立起外源性和内源性联动的的社区共同体，要开展上下联动整合，要坚持公共服务联合生产和资源配置机制构建，还应搭建智慧治理平台。吴晓林用“铁汉柔情”来形容北京社区治理，既有“排山倒海”之势，也与德治、法治、智治相融合。

为北京支招分享国内外精治经验

论坛上，专家学者通过探讨其他城市的管理经验，为首都治理建言献策。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介绍新加坡社区治理的思路。在他看来，新加坡精细的城市化治理最为重要的在于建立起完全由执政党主导控制的社区自治。在新加坡，社区管理中以党员为主要管理者，还吸收大量社区志愿者和老百姓，但都要经过执政党的筛选和管控。在社区中还存在大量的基层领袖，在各个社区委员会担任成员，他们需要经过政府认证，每年都有固定考核。

结合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模式，于文轩分享了几点启示：一是坚持强调在党的领导下搞社区自治，加强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二是在动态多元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依靠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实现对社会和社区的有效治理。

走在精细化城市治理前列的上海，同样对首都治理有所启发。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韩志明认为，可用“一个核心，三全四化”来归纳上海精细化管理的主要举措，即以人为核心，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标准化。上海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技术优势，利用网格化管理、智慧化管理等技术平台发挥作用，并依靠比较庞大的社区工作管理队伍，初步建立起了一整套社工管理规范化管理体系。

启动首都治理最佳实践评选

论坛上，由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开展的首届“首都治理最佳实践评选”也于今日启动，评选对象为首都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即北京市、区县、街道的党政机关、工青妇群众组织和其他合法社会组织等实施和参与首都治理的典型实践活动。

评选案例要以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城市副中心建设等具有首都特色的重大战略问题为主题开展实践，并体现出时效性、自愿性、真实性、创新性和典型性。评选标准主要包括创新程度、重要程度、效益程度、可持续程度和可推广程度等。

本次评选分申报、初审、考察、终审和公示等环节，最终计划选出不多于10个的最佳治理实践和不多于10个的优秀治理实践。9月底，主办方将对这些实践案例进行公示，11月举行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