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历史上，关于党群关系有许多形象的比喻，如“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等。这些比喻通俗易懂地揭示了党群关系的深刻内涵，对于加深群众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解和把握，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先生与学生的关系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是该校校友毛泽东亲自审定并题写的。

1941年3、4月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加以重申：“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对于我党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无数事实证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路径。

土地与种子的关系

1945年10月，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将延安大量党员干部调往前方，以备战争所需。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毛泽东把共产党人比作种子，把人民比作土地，一方面说明，党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首先是要使人民了解自己，将自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立场在革命实践中体现出来，使每名党的干部成为党领导的革命的种子；另一方面也说明，共产党人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置身于人民中间，才能使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胜利。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1946年秋冬之交，朱德在感谢各界代表庆祝其六十大寿的答词中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时不成功是摸不到路，后来找到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则直抒胸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朱老总和邓小平以其切身经历诠释了党群关系。承续这一血脉关系，才使我们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才能真正唤起党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坚守群众路线这条“执政生命线”。

孺子与牛的关系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出自我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自嘲》。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正式将孺子和牛的关系比照为党群关系。

主人与公仆的关系

1944年底，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1945年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195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召开的由各条战线劳动模范参加的“群英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家主席与清洁工人的共同定位，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自此，我党开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党群之间的这一关系。

血与肉的关系

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最早将党群关系比作血肉关系，指出：“我们的党在下层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可如同林彪、“四人帮”一样，“踢开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这是改革开放后党群血肉联系的提法重新走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后逐渐成为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中关于党群关系使用频率最高的规范表述。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思想，更是党群关系的核心内容。

工具与使用者的关系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他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是群众的工具，而群众则是这一工具的使用者。

为什么把我们党确认为群众的工具？邓小平后来指出：“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可见，我们党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工具性，在于它是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这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价值体现。

鱼和水的关系

唐朝初年，魏征在上唐太宗疏中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

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一个炸雷将延川县代县长劈死。噩耗传开，一个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咒骂，毛泽东后来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鉴于此，后来在延安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强调：“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永远也离不开水！”

1957年7月，毛泽东再次强调：“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里，毛泽东把党群关系上升到了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

党的历史表明，“群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绝不是一个政治标签或文件术语，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胜利，都来自人民群众的支持、信赖和智慧，党最终都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能确保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成功。

本文原载于2014年4月14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