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早熟，管理系统复杂。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治国理政，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方法。没有教科书能够得其门径，只有历史的经验才最受重视。

公元1063年，宋英宗（1032-1067）即位，不久，司马光（1019-1086）给皇帝呈上自己编纂的《通志》八卷。这位年仅31岁的新皇帝很赞赏司马光的著作，要他继续撰写，而且国家拨给经费，配备修撰人员。没过几年，英宗皇帝病逝，神宗（1048-1085）即位。当年十月，初开经筵。“经筵”是给皇帝讲课的典雅说法，“经”者，经典；“筵”者，宴也。“经筵”就是我们今日所谓精神大餐之意。程颐、朱熹都给皇帝开过经筵。

这是神宗初登大宝后的第一堂课。司马光在这堂课中讲的都是历史，就是他奉英宗之命而撰写的历史。神宗听了后，龙心大悦。他觉得司马光《通志》的书名太朴素了，特赐了一个响亮的书名——《资治通鉴》。几天后，神宗交给司马光一篇《序》，说书成之后，就加进去。

《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张国刚著，中华书局出版

一般来说，书写好了再请人写序，要请皇帝写序更是了不得。唐玄奘翻译了许多佛典，想编辑在一起，三番五次请李世民写序，李世民总有些犹豫。因为李世民曾经批评梁武帝对于佛教的痴迷，说自己唯独遵奉儒家思想。最后，他还是看在玄奘是儿子李治的老师的份上（太子的师傅都是儒学大师，但是，玄奘为李治授菩萨戒，也算师傅之列了），在临终前几个月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文章大约是御用文人代笔的，字则是从王羲之书法作品里采集的（取法王羲之书法的褚遂良也书写过）。李世民只是挂了一个名，而且把写序变成了书法游戏。

宋神宗可不是这样。司马光的书还没有写好，他就写好了序言，而且在序言中，大发感慨：“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书》《春秋》无不重视读史，“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神宗从司马迁的《史记》谈到当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尤其赞扬司马光这部书切磋“治道”的努力：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在序文的最后，神宗提到书名的事：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宋神宗说得非常清楚，读史书，知往事，见得失，铭“商鉴”，对于他的求索治道，非常有益。史书中所载的“治道”是什么呢？神宗用了十二个排比句：“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这十二个排比句分六个层次：

第一是“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即书中关于治国理政决策时的精彩议论及其行政操作方面，德与刑两方面优良的制度规章。第二是“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涉及天象和人事（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吉凶祸福诸般征兆的探究。第三是“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即懂得权威与福泽之所以盛衰，其本源何在；清楚规划重大国事的利害攸关功效之所在。第四是“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即良将打仗的方略，循吏（公正执法而爱民的官吏）的有效治理措施。第五是“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对是非曲直要有判断，求治的根本是勤勉不能怠惰。第六是“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那些用词渊博厚实的文体，规诫劝谏深刻的含义。归纳起来就是，精到议论与施政；天象人事与吉凶；社稷祸福与利害；良将之策与循吏之治；处事之明断与勤政；为文之体例与要义，所有这些有资于治国的方略，“良谓备焉”。在宋神宗看来，《资治通鉴》就是一部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资治通鉴》涉及周秦汉晋唐及五代共1362年历史。《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仿效《资治通鉴》，着眼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每讲之前，略叙一代之兴衰与治理之功过，以为通论；于通论之下，则撮取《通鉴》中具体人与事予以讨论，俾使前之所论，有所证说。历史的魅力在于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任何治国之道、经世之术，都只有落在具体的情景人事当中，才有切近的感觉，才有方法论的意义。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