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是如何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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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4 07:34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图:布达拉宫

公元823年,唐朝与吐蕃双方互派大臣在拉萨会盟,立“唐蕃会盟碑”,又称“甥舅合盟碑”,进一步发展了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时至今日,此碑仍矗立于大昭寺门前。

图:唐蕃会盟碑

收藏于西藏博物馆的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是元朝皇帝赐给国师的玉印,此印印文有“大元国师”四字。元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此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应召进京,五世达赖喇嘛获得了顺治皇帝的正式册封,颁赐金册、金印,达赖的宗教政治优势地位得到确认。1713年,五世班禅也从清朝康熙皇帝那里获得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金册、金印。此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一项制度。

雍正年间,清廷加强了对西藏的施政管理,设立驻藏大臣常驻拉萨,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并划定西藏与相邻省份界线。1793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中央政府批准。

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举行了会谈。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西藏问题。

毛泽东特别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知,解放西藏,绝不能简单地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西藏问题都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前,从康定、西宁骑马或步行到西藏拉萨,一般行程均在三四个月。除了交通困难外,西藏的社会民族宗教问题也非常突出。西藏人民信奉藏传佛教,宗教不但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要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1949年3月,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 

然而,国际国内形势在迅速地发展变化着。

1949年4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分裂西藏的步伐。 

1949年7月8日,噶厦官员向代处长陈锡璋提出最后通牒,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拉萨七八事件”。

“拉萨七八事件”之后,英美等国家的无线广播电台借机大肆宣扬西藏并非中国领土。英国路透社于7月27日称:“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8月10日,美国合众社宣称:“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

“拉萨七八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拉萨街头出现了两个用电影摄影机拍摄沿途景色的美国人,这在当时的西藏显得格外惹眼。原来这两人是父子俩,父亲劳尔·汤姆斯公开的身份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实际上他们到西藏的目的意在了解情况、搜集情报。

回国后,汤姆斯父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后来又向国务卿艾奇逊建议,要美国给西藏以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帮助他们抵抗进入西藏的中共军事力量,并在美国报刊上宣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

毛泽东高度关注着西藏高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英美等国的意图。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政府必须有所反应。

1949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图:《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

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汤姆斯的间谍活动和狂妄谈话,说明美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图谋也日益加紧,他们入藏的间谍行为被刊登在了1949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上,并遭到中国的严厉斥责。

当时在西藏颇有声望的藏族学者喜饶嘉措也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

各地的藏族同胞纷纷呼吁早日解放西藏。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已经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


编辑:赵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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