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图：布达拉宫

公元823年，唐朝与吐蕃双方互派大臣在拉萨会盟，立“唐蕃会盟碑”，又称“甥舅合盟碑”，进一步发展了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时至今日，此碑仍矗立于大昭寺门前。

图：唐蕃会盟碑

收藏于西藏博物馆的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是元朝皇帝赐给国师的玉印，此印印文有“大元国师”四字。元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此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应召进京，五世达赖喇嘛获得了顺治皇帝的正式册封，颁赐金册、金印，达赖的宗教政治优势地位得到确认。1713年，五世班禅也从清朝康熙皇帝那里获得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金册、金印。此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一项制度。

雍正年间，清廷加强了对西藏的施政管理，设立驻藏大臣常驻拉萨，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并划定西藏与相邻省份界线。1793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中央政府批准。

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举行了会谈。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西藏问题。

毛泽东特别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知，解放西藏，绝不能简单地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西藏问题都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前，从康定、西宁骑马或步行到西藏拉萨，一般行程均在三四个月。除了交通困难外，西藏的社会民族宗教问题也非常突出。西藏人民信奉藏传佛教，宗教不但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要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1949年3月，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 

然而，国际国内形势在迅速地发展变化着。

1949年4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分裂西藏的步伐。 

1949年7月8日，噶厦官员向代处长陈锡璋提出最后通牒，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拉萨七八事件”。

“拉萨七八事件”之后，英美等国家的无线广播电台借机大肆宣扬西藏并非中国领土。英国路透社于7月27日称：“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8月10日，美国合众社宣称：“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

“拉萨七八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拉萨街头出现了两个用电影摄影机拍摄沿途景色的美国人，这在当时的西藏显得格外惹眼。原来这两人是父子俩，父亲劳尔·汤姆斯公开的身份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实际上他们到西藏的目的意在了解情况、搜集情报。

回国后，汤姆斯父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后来又向国务卿艾奇逊建议，要美国给西藏以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帮助他们抵抗进入西藏的中共军事力量，并在美国报刊上宣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

毛泽东高度关注着西藏高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英美等国的意图。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政府必须有所反应。

1949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图：《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

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汤姆斯的间谍活动和狂妄谈话，说明美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图谋也日益加紧，他们入藏的间谍行为被刊登在了1949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上，并遭到中国的严厉斥责。

当时在西藏颇有声望的藏族学者喜饶嘉措也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

各地的藏族同胞纷纷呼吁早日解放西藏。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已经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