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新中国73周年华诞之际，《北京日报》迎来了创刊70周年。

70年前，在西长安街72号，这份以北京命名的市委机关报正式创刊。70年的漫长岁月，它记载了古都北京的涅槃新生、日新月异，也陪伴了首都人民的奋斗足迹、生活点滴。

作为一张报纸的名字，《北京日报》出现的时间其实比70年久远得多。清末即有《北京日报》，存世30余年，是当时京城媒体的一面旗帜。袁世凯称帝时，《北京日报》拒绝重金收买，公开反对帝制，发出舆论强音。不过，除了名字相同，它与今天的《北京日报》并无渊源。

今天的《北京日报》，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是党和人民的报纸。

《北京日报》创刊时间比北平和平解放晚了三年多。但实际上，就在北平和平解放两天后，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北平版），就展现在古都人民的面前。它是《北京日报》的前身之一。

而早在1946年，一张名为《解放》的报纸，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面世。这份我党在北平公开出版的《解放》报虽然仅仅存在了一百天，却带给暗夜中的古都一抹光明。待到光明彻底照亮古都，北平市委机关报又曾沿用“解放”之名，是为《北平解放报》。它也是《北京日报》的前身之一。

今天，我们来讲述一下本报创刊的故事。

左图为：1946年2月22日，北平《解放》报创刊，发行量最高超过5万份。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疯狂迫害，北平《解放》报在出版37期后，于1946年5月29日停刊。

右图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后出版的第一张党报，首日发行5万份，刚出印厂即被抢购一空。

左图为：随着《人民日报》迁北平，《人民日报》（北平版）于1949年3月15日更名为《北平解放报》。由于解放战争迅猛推进，《北平解放报》的大批干部南下，报纸遂于1949年8月1日停刊。

右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初，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创办一张新的市委机关报，暂定名为《北京晚报》，并进行了试刊，一直延续到1951年8月21日停刊。

左图为：1952年3月，北京市政府收购北京《新民报》私股，市委决定一边接办《新民报》，一边筹备出版《北京日报》。1952年9月29日，《新民报》终止发刊。10月1日，《北京日报》创刊。

右图为：1952年10月1日，《北京日报》诞生了，创刊当天发行了3万多份，一年后增长一倍，达到7万多份。如今，《北京日报》大步向前，迈上了融合传播的新航程。

《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古都新生。当天下午，紧随解放军之后，三辆大卡车载着一支特殊的小分队，从西郊青龙桥直奔西直门，成为进入北平城的第一批文职人员。

带队的人是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从中国的西北角到塞上行，从揭露西安事变真相到记录抗日战场，记者范长江有很多“高光时刻”。这一次，他要率领这支不足30人的队伍，接管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创办我党在解放后的北平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

小分队成员主要来自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分社，人员不多，但其中不乏新中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后来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诗人袁勃，《人民日报》原编委何燕凌，均在其中。

《人民日报》那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社址在石家庄西北平山县里庄村，离西柏坡不远。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在望，报社奉命派出先遣队。李庄、袁勃、何燕凌等从里庄出发，到石家庄，又搭乘运粮卡车，经涿县，终于辗转抵达良乡，与范长江会合。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日有进展，小分队的驻地离北平城越来越近，先是从良乡进到长辛店，1949年1月下旬又转移至北平西郊的青龙桥。31日，待命已久的“新闻兵”终于入城了。

到大城市北平去办报，大家憧憬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每个人都极为兴奋。何燕凌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载着通讯器材和小分队的卡车开到新街口，“赶上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大街两旁，市民人头攒动，欢迎解放大军，卡车上穿着军管会军装的我们也沾了光，受到热烈欢迎。”

小分队进城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范长江带领，接管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华北日报社。另一路由李庄负责，接管西单以东石碑胡同的中央社北平分社。接管人员到达时，天色已晚，原中央社北平分社人员为表心意，准备了面条汤，请大家御寒。没想到，接管人员不假思索，婉言谢绝，宁愿就着开水吃玉米面饼。

这是一件小事，接管人员觉得天经地义，但看在原中央社工作人员眼里，简直难以理解，这与国民党干部的作风完全是天壤之别。不久前刚乘飞机逃跑的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社长丁履进，当初接管日本的“同盟社华北总理处”时，足足“劫收”了赃物10万银元，而共产党的接管干部，竟然连一碗面条汤都婉拒。

这些接管人员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一边对照“清单”一一验收，一边投入新报纸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北平1月31日和平解放，当天入城时，范长江曾发出宏愿：2月1日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谁知，到达王府井大街《华北日报》大院时，已是晚九点多钟，人少事多，千头万绪。市委亦非常慎重，要范长江他们“不必仓促上马”，“以免忙中出错”。因此，《人民日报》（北平版）延至2月2日才正式出版，并且，直到2日下午2点才开印，日报变成了“晚报”。

创刊号迟了一天，但内容厚重，一经面世，立刻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与范长江的凝聚力密不可分。小分队成员大部分虽然没有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每个人都读过《中国的西北角》，倾慕他的胆识与才华。何燕凌记得，在良乡时，范长江率领大家，一边学习城市政策，研究北平情况，一边采访已经解放的郊区和长辛店等地的工人农民，准备创刊头几天的稿件。范长江指导青年编辑、记者写作时不遗余力，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方面严格斟酌，在文理、逻辑方面认真推敲，就连字都要求写得工工整整。参与《北京日报》筹备工作的王敬，也曾在《人民日报》（北平版）工作，那时年仅25岁，他始终记得范长江指导年轻记者时说的话：“记者拿出来的稿子，要像大姑娘上轿那样，从头到脚，都经过精心的打扮。”

范长江对青年记者如此，对自己更是高标准严要求。据李庄回忆，1月31日夜里，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召集他和范长江等开会，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民日报》（北平版）和新华社北平分社人手都不足，情况又不熟悉，为保证党报在时局转变关头不出重大错误，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范长江考虑到两版容量太小，内容很多不好安排，当即表示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四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

范长江果然实现了他所立的“军令状”，1949年2月2日，对开四版的《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了。

创刊号最显著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项和平条件”。根据中央指示，全文刊登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评战争罪犯一文，加注说明其中杜聿明已被俘，傅作义因率部接受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可望将功折罪。同时，还发表了解放军两年半来的战绩，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安民布告，以及爱国民主人士55人对时局的意见。

社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代发刊词》中，向北平人民庄重地宣布：“我们已经推翻了一个旧北平，开始建设一个新北平。北平永远是人民的北平了！”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北平执政后出版的第一张报纸，《人民日报》（北平版）对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人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创刊当天，5万份报纸即被抢购一空。

报纸销量太大，甚至超出了报社的印刷能力。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原有一台每小时能印10万份报纸的大轮转机，还有四套制版设备，却被其社长张明炜在逃跑之前毁掉了。在工人保护下，还有一台小轮转印刷机能运转；一座排字房还能使用。可是小轮转机印多了就过热，必须停机休息。

拥在报社周围的报贩、报童和买报群众等不及，只好随印随往门口送。后来每天的发行量更是达到了7万份，创造了北平报纸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一则新华社电讯曾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片段：“现在机器正在印刷着每天七万份的《人民日报》（北平版），这些报纸在城内和近郊立即销售尽净。每天早上报纸出版时，为了取得一批报纸，总要有一番激烈的竞争。有一组报童甚至组织起来，从远在百里以外的保定来轮番贩报。”

“到了方壶斋，便是解放区”

194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北平版）的读者发现，这天的报纸头版刊登了一条重要启事：“本报自3月15日起，将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迁来北平出版的同时，改名为《北平解放报》。”“《北平解放报》仍为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之机关报，仍以服务北平人民为自己唯一的目的。”

迁到北平的《人民日报》，不久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即今天众所周知的《人民日报》，其社址在王府井大街的原《华北日报》旧址，也就是《人民日报》（北平版）短暂办公的地方。改名后的《北平解放报》，则由王府井大街迁到了东四钱粮胡同11号，这里原是国民党《北平日报》社址。

《北平解放报》与《人民日报》（北平版）可谓一脉相承，除了总编辑范长江另有任务，《人民日报》（北平版）原班人马几乎都来到了《北平解放报》。同为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还延续了《人民日报》（北平版）的刊号，创刊号即为第42期。

《北平解放报》，看上去是取意于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其实这个名字是有传承的，来源于国民党统治北平期间的《解放》报，也叫北平《解放》报。从报史来讲，这家仅仅存在了100天的北平《解放》报，是《北京日报》真正意义上的起源。

那是1946年初，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并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本来面目，向北平公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中共中央批准在北平出版《解放》报。

时年31岁的于光远，就在从延安奔赴东北的途中接到调令，转向北平，参与创办北平《解放》报。

于光远是学贯“两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家，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以经济学家著称于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于光远也是一位“老报人”，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言论部副主编。

初到北平，于光远还不知道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直到军调部的李克农告诉他：党中央很可能搬到北平，延安《解放日报》也会搬到北平出版发行，你们现在办这张报纸，就是为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做准备的。因此，这张报纸也不用另外起名字，报头就用毛主席为《解放日报》题写的那几个字。

显而易见，《解放》报不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筹备。一般印刷厂都不敢承印《解放》报，于光远只能依靠亲戚、同学、老师悄悄奔走，一开始他找到了甘冒风险的长城印刷厂，但这个印刷厂实在太小，最后还是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关系，找到了坐落在今建国门贡院东街的立达印刷厂承印，还买了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的院子，供编辑部办公使用。

1946年2月22日，北平《解放》报创刊，正式亮出了牌子。报社编委一共5人，社长兼总编辑为钱俊瑞，副总编辑为姜君辰，采编部主任是杨赓，于光远是研究室主任，此外还有从北平地下党调来的发行部主任马健民。

随着采编人员逐渐完备，报纸的影响日渐增大，编辑部所在的方壶斋9号，也成了北平城里口口相传的“神秘景点”。北平人民不光看报纸，还想亲眼看一看报社是什么样。于光远记得，那时北平城秘密流传一首顺口溜：“出了宣武门，往东别往西，到了方壶斋，便是解放区。”有一次，报社来了三个陌生青年，访客需要登记，他们登记的名字是“赤子”“革命”“解放”。于光远请他们进屋，结果对方答，“不用进屋，院子里就很好”，“我们来就是想呼吸一下解放区的新鲜空气！”

这样的《解放》报，自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据说，当时国民党有人说：“北平《解放》报的存在，相当于共产党在北平驻扎了一个师的兵力。”果然，1946年4月3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宪特200多人武装包围了《解放》报社，宣称要“检查户口”。钱俊瑞与军警据理力争，军警拿不出合法的搜查证明，便一拥而进，到处翻箱倒柜，强迫搜身，最后强行抓捕了钱俊瑞等29人。与此同时，设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的《解放》报临时发行处，也遭到军警宪特的包围，12名工作人员被捕。

令国民党始料不及的是，“四三事件”引发了各界的严重抗议，最终国民党不得不释放我被捕人员。经此事件，北平《解放》报声誉大振：发行量不到2万份的《解放》报，“四三事件”后发行量猛增到5万份，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大报在北平的发行量。

然而，北平《解放》报最终还是被国民党查封了。1946年5月29日夜里，国民党北平当局奉蒋介石“言论荒谬肆无忌惮着即查封”的手令，查封了北平《解放》报等77家报纸、杂志。

北平《解放》报仅存在3个多月，但它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正如叶剑英对报社全体人员所讲的那样：“我们几个月在北平的奋斗，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相信要不了多久，会重返这个古都，那时候这个城市将是我们的天下。”

两年零八个月后，古都北平真的迎来了解放。《人民日报》（北平版）改名后，出版《北平解放报》作为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可谓实至名归。当年《解放》报的发行部主任马健民，还成了新的《北平解放报》秘书长。

《北平解放报》创刊不久，在北平出现了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工会办了《大众报》，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于是，人们把平津几家报纸的名称连接起来，编成了一句口号：“人民大众解放进步光明！”几乎与此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的名字，交给了另一个大城市上海，成为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

“政治大报”和“大都市的小报”

脱胎于《人民日报》（北平版），《北平解放报》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与《人民日报》分工，它不仅要传递党的声音，报道重大新闻，反映读者的意见与呼声，还要彰显本地特色，既要严肃，又要活泼。

这个任务落在了社长邓拓和总编辑袁勃肩上。他们将《北平解放报》从对开四版改为四开多版，在版面编排上尽可能容纳多样化的内容，除了时事要闻，还要以较多的篇幅登载本市各行各业的新闻，办好多种多样的专刊和副刊，有社会服务，有读者来信，有学习辅导，有青年生活，有文学艺术，有文化娱乐……

鲜为人知的是，《北平解放报》还与共青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青年报》有一段渊源。解放伊始，新成立的青年团北平市筹委会不具备独立办报的条件，便决定在《北平解放报》上以专版形式创办《北平青年》。3月21日，《北平青年》作为青年团北平市筹委会的机关刊物正式创刊，每逢星期一出版一期，每期一版。这便是《北京青年报》的源起。2021年，《北京青年报》并入北京日报报业集团，重归一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北平解放报》越发受到读者的欢迎。从《人民日报》（北平版）来到《北平解放报》的何燕凌这样回忆：原先北平新闻界的人士大都认为，共产党只会办政治性特强、宣传味特浓的“政治大报”，板着面孔对着读者，不想《北平解放报》出来之后，竟然引起了他们的惊异和赞美，想不到，共产党也会办“大都市的小报”，这么快弄出来这样一份又漂亮又热闹的报纸，看来共产党里确有人才。

这些新闻人才，仅在《北平解放报》战斗了4个多月。

1949年8月，《北平解放报》这支风华正茂的新闻队伍，投身到了解放大西南的行列中。在此之前的7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邓小平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为西南各省（四川、贵州、云南）配备新闻干部，随同进军大西南的部队前往，以便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解放后及时出版西南局和各省委的机关报，并及时成立新华通讯社分社。只靠部队现有的新闻干部，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的。

应邓小平请求，党中央决定派一支新闻干部队伍支援西南。解放伊始，处处人手紧缺，从哪里抽调？重任面前，北平市委决定顾全大局，停办《北平解放报》，整建制随军南下。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到报社动员大家，“到大西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还没有解放的地方去！”

于是，《北平解放报》的工作人员，除了组织另有安排和有特殊情况的极少数人以外，纷纷辞亲别友，挺进大西南。他们中，有总编辑袁勃这样来自老解放区报社的领导干部，有来自西南联大、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高校的进步学生，也有曾在北平旧报社工作过的地下党员。

正值青年的卢念高，原本也是这支队伍的一员。无奈，有一位预定留京的记者坚决要参加万里行军的壮举，领导批准他和卢念高调换一下，卢念高因此留在了北京。南下的新闻队伍，经历5个月的翻山越岭、渡江涉河，成为了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的创刊主力。而留下的卢念高，则幸运地见证了《北京日报》创刊前的“史前史”。

卢念高原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1949年6月，毕业前的一个月，他接到通知，加入北平解放报社，从此与北京市的新闻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他在《“史前史”琐记》一文中回忆，1949年7月底，《北平解放报》停刊，他和王纪刚、袁克夫、陈泓、王敬、丁紫等留下的同事，调到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分社设在台基厂头条，由新华总社和市委双重领导，分社社长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廖沫沙刚从香港来京，他对工作要求严格，“随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对小同事们的生活非常关心，“我们有时晚上到他家去送审稿件，他总叫他的夫人陈海云同志做点广东式的点心招待我们。”

到了1950年初，新华社北京分社改由总社直接领导，卢念高等人就调到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市人民政府新闻处。

1952年范瑾在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

山河增壮色，古城永新春

自从《北平解放报》停刊，直到1952年10月《北京日报》创刊，北京市委相当于没有自己的机关报。机关报的职能，暂时由《人民日报》以北京新闻专栏和关于北京的评论承担。有意思的是，市委机关报的“缺失”，给一家民营报纸带来了新的机遇，它就是《新民报》——当时北京出版发行的唯一一家地方性报纸。

在20世纪的中国报业史上，纯粹由民间报纸起家并且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报系的，有两家不容忽视，一是成舍我开创的“世界”报系，另一个就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开创的“新民”报系。众所周知，《新民报》是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其实，《新民报》与《北京日报》也颇有渊源。

今年102岁的周启祥，亲历了《北京日报》创刊的岁月，他还有一个更早的身份——《新民报》北平版的排字工人。周启祥介绍说，《新民报》于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办，后陆续在重庆、成都、北平、上海等地出地方版。截至1946年，《新民报》在全国拥有五个报社，出版日晚报刊8种，号称“五社八刊”。

1946年，《新民报》北平社刚刚成立两个月时，周启祥进了报社。他告诉记者，当年北平《新民报》创刊后相当红火，发行量高达三四万份，在北平众多的小报中可谓数一数二。

报社经理是著名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与张慧剑、张友鸾一起被誉为《新民报》“三张”。张恨水在北平《新民报》开创了三个副刊栏目《北海》《天桥》和《鼓楼》，独具风格，影响巨大。当时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巴山夜雨》、茅盾的中篇小说《生活之一页》、老舍的长篇笔记《八方风雨》、郭沫若的考古文章，还有章士钊、柳亚子、沈尹默、于右任等的诗词，都是在北平《新民报》副刊上发表的。

北平解放前夕，张恨水因病离职，邓季惺不在北平，报社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人看到别的报社纷纷倒闭，觉得干不了多久，想把报社财产私分了散伙。”周启祥说，此时，报社的地下党员关肇元等人站了出来，成立职工会，号召大家“护厂”。

尚未入党、思想进步的周启祥，也成了职工会的一员。在职工会的组织下，最终只有两三个人各领了一令纸作遣散费离开，其余的人坚守岗位，“机器继续转，报纸继续出”。最困难的时候，报社实在无力发工资，只得将每日售报收入分给职工，勉强维持生活。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第一天，《新民报》头版头条刊出了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报道——《山河增壮色，古城永新春》。

度过困难时期的《新民报》，在其他报纸或停刊、或被查封后，成为了北平地区唯一一家被批准继续发行的报纸。邓季惺抵京后，报社的财务难题得到解决，《新民报》也随着古都北平的新生，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地下党组织公开了，青年团建团了，工会成立了……工人出身的周启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报社管委会的成员之一。

“那时正好赶上《北平解放报》停刊，唯一的《新民报》填补了本地报纸的‘真空’，趁机扩大版面，变成了8个版，发行量一下子涨到了3万多份。”周启祥说。

只是这种红火的经营状况并没持续多久。1952年初，《新民报》因经营困难难以为继，邓季惺主动找到彭真书记，要求把《新民报》社上交国家。她还向彭真建议，市委正在筹建晚报，不如直接办日报。

邓季惺所说的“筹建晚报”，是指1951年3月正式成立的《北京晚报》筹备处，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日报》筹备处。

《北京日报》创刊前的筹备处职工合影

市委机关报曾是《北京晚报》

早在1950年初，彭真就已经开始考虑创办市委机关报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百废待兴，北京市委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宣传工作总感觉力不从心。考虑到当时北京已有一张日报性质的《新民报》，新创办的市委机关报被定名为《北京晚报》。

1950年2月21日，彭真就如何办好《北京晚报》写信给邓拓、廖沫沙、张文松并刘仁，信中说：“少奇同志同意北京办一个晚报，并指示应出通俗报纸，字要印大些，以便文化程度低的劳动人民看。这一批示很对。我想出版报纸应该完全是为了解决工作和群众的问题。”并说这张报纸“应该避免任何党八股、报八股”，要是一张“在首都不是多余的报纸”。彭真还提出，抽调办报的人选“要头脑清楚、能写通俗文字、有相当水平或可以培植的。”

谁能担此大任呢？彭真选中了时任市政府新闻处处长周游。

周游，人如其名，坦率洒脱，性情自然。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时，他就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后来奔赴延安鲁艺和抗大学习。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冀中战场的硝烟中采访。1943年，长篇战地通讯《冀中宋庄之战》发表后，周游在新闻界声名鹊起。

彭真了解他的才华，亦清楚他的性格，把他找去后，头一句话就是：“周游同志，你的名字若能改成‘周定’就好了。这次委托你来筹备办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周游也不避讳，当天回到宿舍，就把领导对他的“批评”讲给大家听，引起一番笑谈。

1951年3月，在苏州胡同125号院，《北京晚报》筹备处正式建立。负责人除了周游，还有市委政策研究室秘书长罗林，以及从《新民报》调来的老地下党员张其华。当初从《北平解放报》调出留京、在市委工作的卢念高等“老人”，兜兜转转，这时又回到了北京市委机关报的筹备处。

此外，筹备处50余人的编采队伍中，大部分成员是从北京各大学、高中抽调的进步学生，如北京大学的叶祖兴、北京师范大学的翁开望、北师大女附中的张沪、贝满女中的李钟秀等。这些年轻人为筹备处带来了新鲜血液，他们朝气蓬勃，但基本没有参加过新闻实践工作。努力培养一支能适应党报工作的新闻队伍，成了筹备期间市委和报社领导着力最多的工作。

市委书记彭真不止一次教记者写新闻。王敬、卢念高等《北京日报》的第一代记者，都记得彭真那个形象的比喻：“你们看见过老鹰抓小鸡吗？老鹰不是瞎撞乱碰就能把小鸡抓住，而是先在天空盘旋飞翔，发现地面上的小鸡，看准了，就唰地飞下来，抓起小鸡，腾空而起……”他用这个比喻告诉记者，应该像高空盘旋觅食的雄鹰一样，主动跑出去抓新闻，而不要像等鱼吃的长脖子老鸹那样，坐在家里等新闻。

为了在实战中练兵，同时配合“三反”运动，1951年底，市委决定，由晚报筹备处出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内部通讯》（简称《三反小报》）。《三反小报》一共出了70期，它不是公开发行的报纸，但对筹备处工作人员却是一次全方位的“练兵”：采访、编辑、排版、印刷，甚至发行，各方面的业务都在实践中得到了历练。

张沪那年刚刚20岁，说起创刊前后的岁月，她有点自豪：“我们是报社第一批‘小朋友’，我们的写作技巧都是老编辑带着磨练出来的。”说是“老编辑”，其实都相当年轻，只是他们或在革命根据地、或在解放后的北平有过一些办报经验。刚刚30岁的袁克夫、不到30岁的王纪刚和卢念高，都是“小朋友”们眼中的“老编辑”。叶祖兴曾这样回忆：“当时练习写‘本报讯’，就是从练习写短消息入门的。那时候，采访的组长是王纪刚和袁克夫同志，我在卢念高同志指导下当记者。组里没有编辑，念高同志既要当记者，还要给我们改稿子，他可以说是双重的编采通合一。”

1952年4月，一大批来自《新民报》的业务骨干也加入了筹备处。原来，1952年3月27日，北京市政府收购《新民报》后，将其与筹备中的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晚报》合并。“两好合一好”，《新民报》的设备和工作人员130余人均并入筹备处，其中就包括周启祥。筹办《北京晚报》，变成了筹办《北京日报》，由此，《北京日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市委机关报。

而《北京晚报》则于1958年3月15日创办，成为“补日报之不足”的一份生动活泼、短小通俗的百姓报纸，深受北京市民喜爱。

1952年11月，报社迁入东长安街2号新址。

毛主席题写报头

1952年5月，周游带着筹备处全体工作人员，从苏州胡同125号，迁入了西长安街72号的新民报社社址。他们一边接办《新民报》继续“练兵”，一边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北京日报》试版。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同志致信范瑾同志，为《北京日报》第二次题写报头。

那时，《北京日报》具体的创刊时间尚未确定，但每个人都知道，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在此之前的4月14日，作为筹备处负责人，周游曾写信给在外地的彭真。他在信中说，原来预定5月1日创刊，为时过促，编辑部的同志听说5月1日创刊的消息，曾说“我们是长期准备，仓促应战”。信中还希望彭真能转请毛泽东主席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

第二天，彭真在周游的来信上批示说，“报头可以请主席题写，报纸出版不要等我。至于‘应战’，办报纸总是要天天应的。要争取在仓促应战中又是有准备有把握的。”批示还说，“出版的日期请你们斟酌。”

1952年5月24日，毛泽东同志为《北京日报》第一次题写的报头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同志致信范瑾同志，为《北京日报》第二次题写报头。

1964年9月25日，毛泽东同志给范瑾同志回信，第三次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同时为《北京晚报》题写报头。

后来，创刊日曾定为6月1日。在5月24日《北京日报》社写给毛泽东主席请求题写报头的信中就提到，“《北京日报》准备于6月1日创刊，”“恳请主席能在百忙当中，抽暇给报纸题写这四个字。如有可能，希望在5月27日以前就便题好，赐寄北京西长安街72号《北京日报》社。”当日，毛主席就为《北京日报》题写了报头。可惜，6月1日，报纸创刊条件仍不够成熟。

8月底，筹备处迎来了一员大将——天津市委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天津日报》总编辑范瑾。范瑾1937年到延安参加革命，第二年，19岁的她就加入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从此，随身一支笔，一个采访本，部队开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一路行军，一路采访，采写了大量精彩的战地报道。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天津时，这位年轻的资深新闻女战士风尘仆仆，受命而来，准备筹办《天津日报》。天津，是我党即将解放的一座大城市，怎样才能办好解放后全国第一张大城市报纸？总编辑范瑾为此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两天后的17日，《天津日报》创刊发行。

如今，适逢《北京日报》创刊，范瑾再次勇担重任。她作为第一任《北京日报》社社长，与副社长兼总编辑周游一起，主持《北京日报》的筹备工作。

与筹备处其他工作人员比起来，范瑾来得不算早，但她的才华横溢与平易近人很快征服了报社的同事们。

提起范瑾社长，《北京日报》最早的美术记者之一、新闻漫画家李滨声满是感念，他说：“范瑾同志亲自参加每周一的评报会，她能叫出报社每个人的名字，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称呼‘同志’。”她清楚地记得很多记者编辑的特点，有一位记者写稿子开头总喜欢自问自答，“这是怎么回事呢？得从头说起……”范瑾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从头起”。有一回，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接见李滨声，肯定他见报的几幅漫画，鼓励了他，李滨声受宠若惊，一时词不达意，就表示自己还要加强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范瑾听说此事，幽默地给李滨声起了个外号“再学习”。

时间到了9月底，《北京日报》的正式创刊终于进入倒计时。9月27日至29日，《新民报》刊登了《北京日报》创刊启事和北京《新民报》终刊启事。根据启事，《新民报》将于1952年9月29日终止发刊，《北京日报》于1952年10月1日创刊。

北京市人民的报纸

临近创刊，筹备处的工作越来越紧张。直到创刊前几天，一线的采编人员仍在不停地修改准备见报的作品，不断地试版，连带着工厂的排版人员也忙得脚不沾地，除了正常出版《新民报》之外，还要配合试版工作。

“试版有时候一天一次，有时候一天两次，前前后后试版搞了七八种，试印也有过一两次，所以我们工厂——特别是排字车间，几乎是白天黑夜地连轴转，一直到29日下班前，才算告一段落。29日晚上，开始全力投入到国庆节出报的准备工作中。”周启祥向记者回忆说，“那个时候我还做工会工作，要完成出版《新民报》和试刊工作，还要组织国庆当天的游行队伍，差不多两天两宿没睡觉。”

尽管人困马乏，但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终于要与市民见面了！

1952年10月1日，《北京日报》创刊号诞生了。

鲜红的报头是毛泽东题写的。“创刊号”三个套红繁体字位于报头下方，字号不大。在“创刊号”三个字下，是报社创刊时的地址：北京西长安街72号。报纸定价为600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6分钱。

整张报纸4个版，均为竖排。第一版通栏标题为套红繁体字口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并配发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大幅照片，以及《人民日报》社论。

位于头版下端的“创刊词”，由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廖沫沙起草，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修改后定稿。发刊词标明了《北京日报》的性质和任务：

《北京日报》是北京市人民的报纸，是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的报纸。

它将系统地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报道北京市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市政建设，特别是生产建设进行的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北京日报》一定能够和北京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巩固的联系，使它在首都今后建设事业中担负起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任务。

刚刚诞生的《北京日报》创刊号发行了3万多份，一年后即增长一倍，达到7万多份。时隔七十年，周启祥已是百岁老人，创刊当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国庆庆祝典礼结束以后，报社在门口摆了两张桌子，放了几摞报纸。长安街上人潮汹涌，来来往往的人群纷纷跑到桌子前面，争先恐后，想一睹新出版的《北京日报》的风采。“一会儿的工夫，好几摞报纸就一抢而光，我估计得有1万份左右。”

作为创刊人员之一，周启祥略感遗憾的是，由于转载的中央媒体文章篇幅较长，报纸版面有限，创刊号没能充分体现本地特色。事实上，市委和报社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据范瑾回忆，创刊之初，报纸来稿少，文章长，与《人民日报》重复多，地方性差，脱离群众，为此，彭真亲自召集各区县局及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开会。

在会议上，彭真直言不讳地说，这一时期《北京日报》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些‘老爷’（市、区及部门负责干部）没有负起责任。办报不能像看戏一样，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光挑毛病，而必须‘老爷’负责，全党办报。”他要求市、区及各部门每月提出报道计划、列出题目，送到报社编辑部，又向报社提出“要登短文章，不要又臭又长的文章，文变短了，不好编排，可以搞单元。”他要求每一项报道都要有特点，他说，“不要老是‘共同纲领’式的文章和标题，老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的‘八股调’。要有创造，永世不创造就永世没有生命。”

中央领导也对《北京日报》给予了特殊的关怀。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对《北京日报》刊登的新闻报道、漫画、小品文、短评等提出过意见，有过表扬，也有批评。刘少奇同志曾亲自来到报社，作思想讨论的总结。

有一次，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代表。接见开始时，周总理问有哪些新闻单位来了，工作人员回答：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周总理又问：北京日报来了没有？工作人员回答：没有。周总理当即表示：你们在北京开会，怎么不请北京日报的人来参加，赶快补请，补请。会议立即通知了北京日报。从那以后，卫生部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卫生部召开的有新闻单位参加的会议，都邀请北京日报派人参加。

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出来，与《北京日报》现在所用的报头相比，创刊号的报头字体明显不同。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前文已提过，1952年5月24日，毛主席第一次为《北京日报》题写了报头，这个报头陪伴了北京日报12年。1964年7月29日，范瑾社长接到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两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敬礼！

接到毛主席的来信，全社人员至为兴奋。趁此机会，范瑾代表编委会和全体员工给主席写信请求：北京晚报现在用的报头是凑的字，您是否可以为北京晚报写个报头？

9月25日，毛主席回信，不仅为北京晚报题写了报头，还又为北京日报重写了一张，供报社选用。1964年国庆节，毛主席手书的新报头，在《北京日报》上隆重启用，一直沿用至今。

忆往日，看今朝，如今《北京日报》大步向前，迈上了融合传播的新航程。70载春秋，25000多个昼夜交替不息，它在每个夜晚亮起的灯光，它在每个清晨散发的墨香，它在每一个历史现场的身影，早已融入首都人民和这座城市的共同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