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0日清华大学主办的首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第二场全体大会“大流行应对准备”上，中国疾控中心前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有了抗击新冠疫情带来的经验，如果今后再出现类似事件，相信全世界能做得更好，但这取决于能不能认真总结新冠的经验教训。同时，推动各国在面对疫情时协同力量应对的国际法规还是空白，希望今后能够有所发展和进步。

“这次新冠大流行，多亏我们有一个《国际卫生条例（2005）》（IHR）。这是SARS暴发以后，在2005年建立的。”曾光表示，IHR在新冠疫情起始阶段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发现疫情后迅速向国际社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报告。“为什么报告？因为中国要履行对IHR承诺的国际义务。”

从国内来说，《传染病防治法》对中国的防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SARS疫情之后，我国在2004年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修订。曾光表示，《传染病防治法》对我国采取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集中隔离等措施，以阻止疫情流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传染病防治法》，没有把新冠肺炎列为乙类传染病进行法律管理的话，我觉得中国对疫情的控制可能没有这么快。”曾光说。

人类想要赢得与病毒的较量，关键在何处？曾光表示，作为一个老公共卫生专家，他认为应该把人类和病毒的斗争当成两军对垒，就像军事斗争一样。想赢得与病毒的斗争，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早期发现，走上正确的道路，二是打好关键战役。

“面对新发传染病，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调整能力非常重要。中国的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历过SARS。”曾光指出，在具体应对疫情时，临床救治能力和公共卫生理论并不是胜负的关键。“应对传染病大流行是举国体制的防控，真正指挥的是各国的政治家，需要全国的协同。卫生系统只是一个参加者。政治家和专家密切地合作，及时采纳专家正确的结论，对疫情防控的整个过程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未来在应对新冠病毒的过程中，人类还存在诸多“不平衡”的问题。曾光说，人类在公共卫生防控对策上很不平衡，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对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基本公共卫生政策存在不同的社会意见，影响了防控效果。疫苗的供给也不平衡。同时，不管欧美国家较多接种的mRNA疫苗还是中国的灭活疫苗，都出现了抗体水平下降的问题，各国需要做好应对。

不过，曾光仍然指出，新冠疫情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的机会。如果今后再出现类似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事件，相信全世界、人类能够做得更好。但这取决于能不能认真总结这次流行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能不能互相学习彼此的经验和教训，共同把这些好的经验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把个别国家的不足当成人类共同的教训。

曾光又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国际卫生条例（2005）》主要解决了早发现早报告的问题，但是发现疫情以后怎么协同力量去控制？这一点在国际上还处于空白，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能够有所发展和进步。

首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承办。论坛以“建设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主题，为期两天，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所中外知名高校、23家公共组织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的50余位知名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智库专家、企业家，共同探讨疫情影响下的全球公共卫生与健康事业，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全民健康覆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