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世界:新中国如何打开外交僵局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孙文晔

2021-10-25 11:03 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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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外交大事在1971年接踵而来。它们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因势利导,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重返联合国的历程充满艰难,但最后顺利通过。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则使得中国外交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

这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一段时期,期间取得的成就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而且为中国此后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最长的一天

“1971年10月25日是最长的一天。”时任“中华民国代表团发言人”钱复回忆,从当天下午3时40分开始,到晚上10时,联合国会议大厅内进行了一场马拉松般漫长的较量。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便年年提出,不仅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要立即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但有美国为台湾国民党当局撑腰,这一提案整整讨论了10年而未通过。

随着时间推移,天平逐渐向新中国倾斜,到了1970年春的第25届联大,新中国离联合国的大门只剩一步之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说:“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在一份口述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他又再次强调:“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联合国)接纳(新中国)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为此,美国在第26届联大上改变策略,破天荒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不过,美国伙同日本佐藤政府提出了“重要问题”案,认为所有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建议都是“重要问题”,同时还炮制了一个所谓“双重代表权”案,主张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摆明是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

从10月18日开始,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的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周。至24日辩论结束,约80个会员国代表发了言。发言的情况表明,支持“两阿提案”的和支持美、日提案的代表基本上旗鼓相当。

为了拉赞成票,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国务卿罗杰斯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分别在联合国内外与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进行了二百多次谈话。美国有些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两阿提案”,将削减美国给联合国的经费。

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在大会主席马利克的主持下进行表决。这位马来西亚外长明显偏向于新中国,他接受了一些会员国的要求,对所有的动议都采取公开唱名表决的办法,这使得以后几个回合的较量火药味更浓。

正式表决前几分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罗迪突然跳出来,提议推迟表决,这显然是在为美国争取时间。然而,大会否决了他的动议,美国在第一回合即受挫折。

接下来本应表决“两阿提案”了。因为“两阿提案”在前,美、日提案在后,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嘛。但美国硬要“加塞儿”,蛮横地要求先表决他们关于 “驱逐国民党中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重要问题’提案”。

要不要对“重要问题”提案进行表决?在这一轮投票中,美国取得了当天晚上惟一的胜利。然而,布什并没能高兴多久。在是否通过这一提案的唱票中,许多国家代表自发地为反对票高声叫好。最终,大会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重要问题”提案。结果一出,会场便沸腾了起来,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见此情景,“CHINA”席上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们一片混乱,“首席代表”周书楷见大势已去,在“两阿提案”进行表决之前,便跑上讲坛,宣布“中华民国代表团”不再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任何议程。“双重代表案”根本没有付诸讨论就夭折了。

美国仍不肯认输,最后一轮表决前,尼克松给布什打电话说:“我们要赢,我们要赢。”布什黑着脸跑上讲坛,要求删掉提案中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内容。布什神情严肃地讲完,却引来台下代表的起哄和嘲笑,许多非洲国家代表在席位上敲打桌子,布什只好在一片“No!No!”声中尴尬地走下台。

伊拉克代表走上讲台说:“要是美国还是想给蒋介石保留一个席位的话,本人有一个建议,我们非常欢迎美国代表把他带来,让他坐在美国代表团席位中的一张椅子上。”

辛辣的幽默引发了一阵笑声。马利克裁决,布什的提议不被接纳。至此,经过几轮较量,最后的投票结果已无悬念。

晚9时47分,表决牌上亮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投票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当即表示:“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

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足足持续了两分钟。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穿着事先换上的“毛制服”(中山装),与非洲兄弟们在过道里跳起了桑巴舞,阿尔巴尼亚代表则高喊:“美国人的巨大失败”。

这个场面通过美国的三大电视网传遍世界,布什被迫承认:“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反西方战线第一次击败了美国。”他哀叹说,那些在联合国会议大厅里跳舞的代表们“就是要踢山姆大叔一脚”。

“今年不入联”

周恩来会见基辛格。

关于这次惨遭驱逐,时任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其回忆录中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小故事。

投票之后,沈剑虹问布什:“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我们的朋友几乎不承认我们了?”布什反问“沈大使”:“基辛格在北京做了什么?”

联大投票当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恰恰在北京访问,布什显然认为,基辛格不该挑那个时候去中国。“无疑的,基辛格于此时出现在北京,大家都认为这表示美国的政策,已由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变为欢迎中共加入。没有国家真的相信布什要‘中华民国’以普通会员国身份继续留在联大的声明。” 沈剑虹说。

过了相当时日,沈剑虹又问基辛格,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基辛格面无表情地说,没有地方出错,但是,布什应该把投票拖延到他从北京返回之后才进行。基辛格还说,如果这件事由他负责处理,他会找些理由,甚至借口发生鼠疫或其他大灾祸,把联合国大厦封锁一星期。

布什和基辛格互相指责,好像都想助台湾一臂之力。但在尼克松的回忆录中,却清清楚楚地写明,他有意让基辛格在外面多呆一天,不要在表决这一有争议问题时回国。

联大投票时,是北京时间26日上午,基辛格果然比原定时间晚一天启程回国。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时,表决结果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到钓鱼台与基辛格话别时,悄悄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叶剑英和副外长乔冠华,而对基辛格守口如瓶。毕竟,此时告诉正春风得意的基辛格,定会使其难堪,这不符合总理的处世之道。

乔冠华在送行路上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提案进行表决。”

“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我看不见得吧?”叶剑英和乔冠华哈哈大笑,基辛格却不解其中意味。他哪里想到,专机刚刚升上北京的天空,译电员便送来一份电稿,告知他联合国已接纳新中国,并驱逐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基辛格一愣,自我解嘲地对助手们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

事情变化得的确太快,不但是基辛格,连毛泽东、周恩来都没想到。

就在3个月以前,基辛格以尼克松特使身份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他主动告诉周恩来,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国民党当局失去联合国席位,将使尼克松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说,我们决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下去,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为此,周恩来决定,不与基辛格谈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里,更加详细地描写了投票前,中央对入联问题的判断。

10月20日中午,基辛格一行再次到达北京。当晚9时许,毛主席约见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以及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

主席说: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帅答:大概他认为美国的提案稳操胜券。

主席问: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

章文晋答: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如果不出现弃权票,过半数就是66票。

主席说:当年曹锟还能收买那么些“猪仔议员”,如今美国挂帅,日本撑腰,还有十几个国家跑腿,搜罗66票,不在话下。

主席问我: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你们叫“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

我说: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一样。去年得到的赞成票是51。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同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9个,加上很快就要建交的比利时,一共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这样,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

主席说:就算过半数,那个“重要问题”一通过,就要2/3的赞成票才能驱逐“中华民国”。

主席又问:联合国哪天表决?

章文晋说: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要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十几天。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

主席问:基辛格哪天走?

总理说:10月25号上午。

主席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毛泽东料事如神,尼克松暗设机关,但他们都没有想到,11月1日,联合国总部自北边数第23根旗杆,降下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换上了五星红旗。

小球推大球

第31届世乒赛期间美国运动员科恩接受庄则栋赠送的礼品

虽然对表决结果大为光火,但尼克松此刻谋划的一件大事,恰恰是这次美国在联合国失利的重要原因。

1971年7月15日晚,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即将访华的消息。虽然他只讲了三分钟,却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 联合国内部的力量对比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美国阻拦别的国家接近中国,自己却向中国“暗送秋波”,这使过去害怕得罪美国,不敢投中国票的国家胆子大起来——连美国都在偷偷与中国握手言和,其他国家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用毛泽东的话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了支持我们的票。

其实中美早就开始“暗送秋波”了,但大部分国家都蒙在鼓里。在尼克松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坚定的外交斡旋与谈判。而中美双方能保守住了这个机密,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尼克松,用《时代》周刊的话说,是曾把政治生涯的大半都用来反共的人。在抗美援朝期间,他曾经叫嚣着轰炸中国。就任美国总统时,《人民日报》评价他是“一个狡猾奸诈的阴谋家和刽子手”。但是,噩梦般的越战,以及中苏外交局势变化,最终使尼克松找到了国际战略的新视角:在中美苏的三角政治格局中,如果支持苏联而削弱中国,只会使苏联更强,如果支持中国,反而有利于制衡苏联。

随着尼克松当选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就成了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一连串出人意料的情节使得这场大戏高潮迭起。追根溯源,最早打破僵局的事件,竟然是一场时装表演上的“偶遇”,而不是大家熟知的“乒乓外交”。

1969年12月3日,在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秀中,美国大使试图走向中国驻波使馆外交官雷阳,以便转达美国总统的口信。但雷阳脑子里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很紧,根本就不想和美国人打招呼,立马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美国大使又坚持追出门,最终从男厕所里截住了雷阳的波兰翻译,告诉他尼克松要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才完成了总统的使命。

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把斯诺夫妇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并站在自己旁边。第二天,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和斯诺肩并肩的照片,这可是史无前例的,本该是各国首脑才能享受的“待遇”。当月尼克松便在接待《时代》记者时说:“如果我死以前有什么想做的话,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他还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为中国捎来口信,表示将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这被周恩来称为“一个国家首脑把一个国家首脑的信息转给另一个国家首脑”。

从那时起,中美开始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交换信件,但所有的信都没有头也没有尾,有时还没有日期,在中美政府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信的内容。

这些表面上的偶然事件,到1971年4月终于有了重要突破:美国乒乓球队受邀访华,并受到热情接待。尼克松马上明白,这是中方在帮美方打消顾虑:不必担心美方访问中国时会受到谴责,他们将踏上一片友好的土地。毛泽东管这叫“小球推大球”,小球就是乒乓球,大球就是地球。但在基辛格看来,这简直就是中国人的直接邀约,而且既不会遭到拒绝,又能表明自己的态度。

此后,基辛格开始着手准备访问中国,他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保证在中美之间打个来回,而不让世界上其他任何人知道。双方都深知,在没有初步结果之前,任何一条偏颇的报道,都会使会谈“胎死腹中”。

基辛格后来回忆说:“知道所有这一切的只有尼克松和我。”

“波罗”行动

1971年7月15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前往新闻发布会现场宣布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消息。美国媒体震惊之余,一片赞扬的声音。

正如马可波罗的冒险和发现之旅,基辛格于1971年7月1日离开华盛顿,把他秘密访华的行动定名“波罗”。

基辛格先在西贡活动了3天,到曼谷停留1天。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伊斯兰堡。为了秘密访华,基辛格在8日的晚宴上,伪装肚子痛。叶海亚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了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至此,随行的记者早已对一连串无聊的常规访问失去兴趣,打道回府了。

9日凌晨4时,基辛格登上了叶海亚的专机,他是如此匆忙,以至于连一件干净的衬衣都没带。不过,戴着大檐帽和墨镜的基辛格还是被人认出来了。

在拉瓦尔品第国际机场,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记者贝格突然发现,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人从停在军用停机坪的一辆小轿车上下来,旋即登上巴航波音707客机,这架飞机马上滑行起飞。

这个人很像基辛格,但他不是声称得了痢疾正在疗养吗?贝格觉得事有蹊跷,随即问机场一位官员:刚起飞的巴航707飞机飞向哪儿?这个官员信口回答:中国。

惊天秘密被无意间发现,贝格马上向伦敦报社发出了一条急电——基辛格飞往中国!

值班编辑接到电报,权衡再三,不能定夺,查阅资料,发现中国政府于2月刚刚发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共同抗美的声明,终于摇了摇头,骂道:“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荒唐!”就随手将贝格的电稿扔进了废纸篓。

也幸好有这个糊涂的编辑,扔掉了贝格一篇能够震动世界的稿件,却无意间保护了基辛格的秘密。

基辛格于7月9日12时抵京,为了保密,专机降落在南苑机场。 当时北京处处都悬挂着标语。基辛格的副手问陪同的黄华,从机场到钓鱼台的路两边都写了些什么标语,黄华如实翻译,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令见多识广的基辛格陡然紧张起来,毕竟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其间先后同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加上参观故宫和商谈公告,几乎没有睡觉的工夫。

关于尼克松何时来访的问题,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基辛格说,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周恩来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

不过,如何形容尼克松访华呢?是尼克松想来?还是中方要他来?美方想强调中国邀请,中方想强调尼克松是自己同意邀请。

双方在“面子”问题上陷入僵局,最后还是周恩来想出了“获悉”(英文为Knowing of)两字,避开了谁主动谁被动的问题,使美国的面子更好看。基辛格也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

最后定稿的公告是: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7月15日,公告一发表,就震惊了整个世界,不过隔绝22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消失。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行动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公开的“波罗二号”行动。

那次访问中,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语录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的服务人员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

美方的“中国通”霍尔德里奇为此专门找到负责礼宾工作的唐龙彬,用广东话说:“请你看看这个放到我们房间的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误会。”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类似“羞辱”。

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在陪同基辛格去人民大会堂的途中,特意向他解释说,每个国家都有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办法,你们用报纸和电视,我们中国则用标语。他指了指昨天还贴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大幅标语的墙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变了?基辛格看了看外面,那墙上果然已经换上了“欢迎亚非乒乓球赛”的英文标语。

10月25日,由于中方全盘否定了美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稿,基辛格多待了一天,横亘在双方中间的就是台湾问题。最后,基辛格想出了一种极妙的提法:“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周恩来对此大为赞赏,称赞基辛格说,不愧是博士。

乔的大笑

第26届联大会上的中国代表席,左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一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10月26日,基辛格刚走,周恩来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台湾国民党当局被驱逐后,联大席位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

按说,新中国为这一权利争取了22年,现在正应该去联合国扬眉吐气,但也有人担心,去联合国与美苏坐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时机是否还不成熟,建议给联合国秘书长回电,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恢复了席位,但目前中国决定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会议正开着,忽然得到消息,毛泽东要周恩来等人去其住处。

周恩来汇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那倒不必喽,马上就组团去。”毛泽东明确地表达了相反的意见:“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接着,毛泽东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战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

毛泽东说,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乔冠华被毛泽东钦定为团长后,闭门谢客,一手端着茅台酒杯,一手奋笔疾书,写就了新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第一篇发言稿。

11月15日,当风度翩翩的乔冠华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立刻成了第26届联大的焦点。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团团围住,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满面春风的乔冠华仰头大笑,他那自豪的、酣畅的笑容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片刻后,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乔的大笑,被在场的摄影记者抓拍了下来,当年一举摘得普利策奖。

乔冠华这种灵活、坦诚的外交姿态,使得刚到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立即获得舆论界的高度评价。第26届联大主席马利克致词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共有57个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登台发言致辞欢迎,用时近6个小时。

智利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了毛泽东诗词,匈牙利代表团团长竟然用中文说2578号决议“纠正了一个存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

欢迎仪式之后,是乔冠华的发言。

对于布什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乔冠华在联大发言中谴责了美国,他并不感到诧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乔冠华用同样长的时间把苏联也大骂一通。第二天纽约报纸上出现了一幅漫画:布什和苏联代表坐在桌子边做鬼脸,乔冠华把一桶稀粥泼在他们头上。

作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亲历者,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回忆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时刻,以及他在联大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后,长龙般排队向他祝贺的场面。

黑格遭“礼遇”

第26届联大落下帷幕,乔冠华率团回国,新中国的外交官们又面临新的挑战:准备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基辛格主要负责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而后勤方面则由另一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负责。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一个月左右,黑格抵京,与中方商讨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

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专机问题。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访问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美方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惟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不可替代。

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必须乘坐中方飞机。“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才做了让步。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

作为例行公事,美方还希望中方提供一份政府掌握的捣乱分子名单。中方一听就觉得奇怪了,什么捣乱分子?就是对美国有意见的人吗?翻译冀朝铸开玩笑说,那样的话,恐怕中国大概有七八亿人都会变成捣乱分子。美方对此哭笑不得,中方只得正告美国,你们放心吧,我们的人民是文明的,绝对不会乱来。

不过,美国的担心可以理解,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每个中国官员都能理解新的中美战略。在章含之的记忆里,对黑格一行的接待工作就差点在杭州搞砸了。

当时,上海和杭州的部分同志打心眼里不赞成和美国建立关系。当黑格在杭州为尼克松踩点时,出现了许多尴尬的场面。机场上,接待领导一个个冷若冰霜,握手仿佛在同敌人较劲;在西湖游湖时,正值午餐时间,但船上就一杯茶水,别说午饭,连果品都没有。

章含之在当晚12时将情况汇报给了总理。中央连夜决定,马上改变这种态度,毛泽东还特地嘱咐说,要送给每个美国人十斤糖果。

毛泽东的指示是半夜做出的,黑格第二天早上就要走,上海市只得连夜把义民食品厂的工人叫到厂里赶制糖果,又叫一批工人连夜糊糖果盒。于是,美国人登机时出现了这样一个喜剧性的场面——所有人都喜笑颜开地抱着一个大大的糖果盒,有的盒子连糨糊还没干。20多年后,中国记者回访黑格的时候,他说:“直到现在,我家还有这种中国糖果。”

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北京也在悄然改变,“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一些尖锐的标语被重新粉刷,换成了 “世界人民大团结”。

跨过辽阔海洋的握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机场握手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破冰之旅。

11时30分,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尼克松看到,周恩来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没有戴帽子。当尼克松走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还。

尼克松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美国人失礼在先。因此,尼克松让一名高大的副官挡住了机舱内其他人,以便利用这个机会高调纠正从前的失礼行为,而不让其他人的出现分散注意力。

在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手,周恩来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尼克松也很激动,说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镜头对准了这个历史性场面,并通过卫星传到全世界。尼克松破冰之旅的现场直播,收看的人数不少于甚至超过了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时的6亿观众。

由于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所以机场的欢迎仪式非常简单。没有欢迎的群众,没有令人兴奋的鲜花彩带,没有轰隆作响的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

作为第一个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多少有点失望。不过,当军乐队高奏起两国国歌,宾主检阅三军仪仗队时,尼克松一下子兴奋起来。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共产党中国心脏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永不落》在我听来从没有这么激动人心过。

抵京大约一个小时后,尼克松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突然闯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总统先生,毛泽东主席想见您。周恩来已经来到楼下。”

对于尼克松来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在尼克松访华前,是否能与毛泽东会面,是美方一直急于确认之事。但是几个月前,毛泽东的健康曾出现恶化,所以中方一直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自从2月12日,毛泽东一直卧病在床。但是,他却很清楚地记得2月21日这天尼克松抵京访华。21日这天,毛泽东的病情有了好转,他即刻吩咐:“快给总理打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丰泽园来,我立刻会见他。”

毛泽东握住尼克松的手足足有一分多钟,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但在尼克松看来,毛泽东虽然说话有些困难,但思维像闪电般敏捷,紧紧抓住谈话中每个细微含义。这次谈话本来估计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频频看表,尼克松看出毛泽东很疲劳了,于是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尼克松念出自己的诗词,毛泽东露出了笑容。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回应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泽东陪客人走到门口,他对尼克松说:“我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尼克松说。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在这次重大的历史性会晤中,毛泽东机敏,富有哲理而幽默,善于驾驭全局。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反对“霸权”等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了出来。

几周之后,当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细心研究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勾画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后来他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

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恩来宴请尼克松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尼克松一行。

冀朝铸回忆,当时一般国宴上的音乐都是中国革命歌曲,这一次,周恩来让下面的人事先做好调查:美国人喜欢什么曲子、尼克松喜欢什么曲子。最后选择了尼克松最喜欢的《美丽的亚美利加》,这也是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音乐。果然,音乐一响,尼克松非常高兴。

尼克松显然也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中餐,惟独尼克松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周恩来对尼克松夫人帕特称赞道:“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帕特笑着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呢。”

显然,尼克松想感化中方。在一次会谈前,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帮他脱掉了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被安排在美国的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重播。美国民众十分赞赏尼克松这个热情举动,一些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幅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对此,中方也表现了自己的诚意。2月23日晚,周总理陪尼克松去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表演,北京开始下雪,天气预报说第二天的雪会更大。这让中方的接待人员很揪心,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的行程是去长城。

周恩来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焦急的样子,只是在比赛中途出去打了一个电话。待比赛结束,沿途已经有或扛着锹或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从马路上“消失”了。原来这一天北京连夜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60万到80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到八达岭长城的烽火台。

车辆行驶在黝黑的马路上,路旁却是堆着厚厚的白雪,尼克松不禁赞叹中国的力量。

为了制造“友好气氛”,也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天寒地冻,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一直低着头,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在北京的五天,尼克松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对于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和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恩来说。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创造了世界外交文书的新风格。

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离开中国的那个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

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尼克松夫人不解地问:“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

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定居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成为尼克松带回去的又一件大礼,也成了中美两国友好的特殊纪念。

28日,尼克松满意地离华返美,他很自信地说,自己对中国的7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恩来也从上海飞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说:“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然,他隔洋骂我们那么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和我们谈判?”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一个遍及世界各大洲的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出现了。

当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立邦交。此后,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到了1973年底,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


编辑:曾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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