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

我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目睹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在我已经90岁了，虽然腿脚没有以前利索，但为病人服务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弱，衷心祝福党的百岁华诞，我愿时刻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 ——马玙

一副老花镜，一支小教鞭，手拿放大镜，仔细查看患者的每一张CT影像……从1955年至今，66个年头，结核病防治专家、北京胸科医院主任医师马玙扎根结核病医疗临床第一线，见证了中国结核病防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您从事结核病诊治、科研和教学工作已有60多年，始终奋战在结核病防治一线，如今九十高龄仍从事临床工作，您的医者情怀令人感佩。”日前，一封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的回信，让这位默默奉献的老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相关报道：彭丽媛回信90岁结核病防治专家，北京胸科医院：她至今仍在出门诊）

1932年，马玙出生于江苏如皋，后随父母逃难至上海。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苦难中国，“马路上到处都是要饭的乞丐，还有一些奄奄一息的病人，日本人、美国人开着吉普车横行霸道，有权有势的人住着别墅和花园洋房，而穷苦的老百姓只能在河边插几根木棍，搭一个简单的棚子。”目睹旧社会人命危浅的情景，马玙从小便立下志愿，要做一名医生，用医术为国人治病。

带着这样的信念，马玙如愿考入江苏医学院医疗系（现南京医科大学），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现北京胸科医院），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医生，开启了治病救人的征程。

最初接触结核病，马玙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从临床上来说，结核病的诊治相对固定，那时候我也年轻，觉得只要根据临床症状、胸部X线检查和痰涂片或痰培养就可以诊断了，药物也就是三四种，”马玙回忆。很快，现实就给马玙“上了一课”，肺部感染仅仅是开始，严重的结核性胸膜炎、腹膜炎、脑膜炎以及淋巴结核、血液播散性结核才是最棘手的。这一切，让马玙对肺结核有了敬畏之心，她下定决心，要和这个白色瘟疫战斗到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结核病疫情比较严重，有效的抗结核药物很有限，看到许多肺内有空洞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马玙在鼻导管治疗的基础上，发明了全新的肺导管治疗方法。那段时间，马玙和同事们认真钻研导管装置——用不锈钢丝做成弹簧圈，套上富有弹性的橡皮管，前端系一条尼龙丝，在X线引导下直达肺部空洞，直接注射药物。在当时，这是一个创举，也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我认为，只有等到业务成熟后，自己才有资格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5月4日，马玙终于实现愿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马玙就一头扎在了基层。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能吃上窝头棒子面已经很不错了，蚊虫叮咬、设备老旧、药品短缺等很多不利的条件让马玙的行医路异常坎坷。下乡做筛查，她要背着X光机跋山涉水好几天。给农民看病，经常碰到拿不出药费的，她就给垫付上，而自己连一碗腊八粥都舍不得喝。

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让马玙深知，因为各种原因，结核病患者不少都家境贫寒内心敏感，为了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马玙总是千方百计地让病人少花钱。为了照顾患者的感受，每次听诊前，她都会用手先把听诊器焐热。听完前胸听后背时，她会自己走到患者背后。每次给老年患者做完检查，她总要扶着对方下了诊查床再去开处方，生怕患者不注意摔了……“病人是弱势群体，做医生的不能高高在上。医生只有坚持平等待人的原则，才能给病人以尊严。”马玙经常跟她的学生说，医生最大的敌人是冷漠，最有效的处方是爱，只要态度有一点点改善，就可能改变患者的一生。

有一位病人右下肺发现病灶，来到北京胸科医院求治。马玙觉得不太像结核，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然而，病人看过门诊后便离开了。情急之下，马玙发动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一起想办法，最后终于把病人找到了。病人被确诊为肺癌，因治疗及时，预后效果非常好。病人家属感动地说，“只听说过病人找大夫，大夫找病人还是头一回遇到。”

很多患者成了马玙的朋友，遇到不出诊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拿着片子跑到实验室，这里成了马玙的“第二诊室”。她常对身边的同事说，“病人千里迢迢来找我看病，就是信得过我，我有什么借口要拒绝他们？”新冠疫情期间，医院院感防控有政策，实验室不能随意出入，碰到有需求的患者，这位九旬老人就亲自到楼下，为他们耐心讲解。“为患者多跑点路，虽然辛苦点儿，但我们医生的本领也是从患者那里学到的。”

虽已90岁高龄，如今的马玙仍坚持每周出门诊，每周给学生上课，每周参加疑难病人会诊。“曾经有人问我，您今年90岁了，应该退休享受生活了，我想说，胸科医院就是我的家，党和人民还需要我，我还不想退，还要为实现终止结核病的目标奉献余热。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前进，也一定能够战胜结核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