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言|老党员申请遗体捐献:“这是最后能为党和国家做的一点贡献”
北京日报 | 记者 张楠

2021-04-22 07:15 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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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我至今党龄62年,始终坚守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我已是一名耄耋老人,身后愿意做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将遗体捐献给国家,为党和国家做最后一点微小的贡献。——陈荣楹

“我是一名普通党员,这一生没什么特殊的经历,也没什么特别的故事。”在朝阳区双井一家养老院内见到87岁的陈荣楹时,他连用了好几个“没什么”来形容自己。但一个个平凡的故事,却让人对这位老党员肃然起敬。

1949年,还在上海读初中的陈荣楹萌生了参军的念头。但自己小小的愿望立刻遭到了全家的一致反对。保守的父亲希望他能留在上海继续读书,长大后体面地进入银行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心潮澎湃的陈荣楹坐不住了,“我要参军,我要上战场,我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偷偷在学校报名了,对家人守口如瓶。

“你家孩子光荣参军了!”当学校的报喜队踏进大门时,父母只好点头同意。就这样,陈荣楹终于如愿以偿,响应国家号召入伍参军了。

当年,中央军委为了反对美帝在朝鲜使用生化武器,于1951年建立了第一个化学兵学校,培养防化兵初级干部。原以为会走上战场的陈荣楹,被分配到防化部队,成为了我国第一批防化兵,负责防化器材专业技术工作,这一干就是8年。

军人就是革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1957年底,我国要建设第一家解放军直属防化军工厂。尽管依依不舍,但陈荣楹依然服从组织分配,从部队转业进入军工厂工作。

进了工厂,一直在部队机关办公室工作的陈荣楹就遇到了难题。仍处于建设阶段的工厂,环境异常艰苦,他和同事们每天必须同施工队工人一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每天的伙食基本只有粗糙的棒子面,偶尔吃上一顿小米都算是改善伙食。“我是部队转业过来的军人,条件再艰苦也不怕。”咬着牙,陈荣楹坚持了下来。

一次,厂里要挖个下水池。足足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陈荣楹在积水坑里挖烂泥、扛石头,浑身滚满了泥疙瘩,一天只靠一个窝头充饥。每当他遇到困难,就抬头看看身边一起劳动的老党员,默默给自己鼓劲。“要向党员学习,人家能吃的苦,我也能。”下水池竣工了,厂子给每人发一个白面馒头作为奖励。1959年,积极要求进步的陈荣楹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从建厂到退休,34年的时光匆匆而过。“34年里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每天工作,都是些普通的日子。”但陈荣楹也有愧疚。父亲去世那年,因为厂子生产离不开人,陈荣楹没能回乡送上父亲最后一程。

退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陈荣楹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吸引。文章里写道:人死后,不要消耗国家的资源,要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这篇文章引起了陈荣楹的深思,自己退休了,还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呢?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伴儿商量,老伴儿也支持他的想法,“我们都是党员,去世后,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不让自己的身体占据国家一寸土地。”

陈荣楹打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个遗体接收站,只要本人自愿,家属同意,就可以进行遗体捐献。

本人同意了,但家里的两个女儿会同意吗?一次,趁大女儿回国探亲,二老当面和女儿们提出了遗体捐献的决定。话一出口,两个女儿震惊了。陈荣楹忙安慰她们:“不要难过,人总是要老,总是要死的。我和你们的母亲是党员,我们希望死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我们希望自己还能有点用途。”

老父亲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最终让女儿们点了头。终于,两位老人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了身后“遗体捐献志愿者”。

2015年,老伴儿张丽瑛去世。按照之前签下的遗体捐献申请,去世的当晚,陈荣楹将老伴儿的遗体送到了协和医学院遗体接收站。没有通知任何亲戚朋友,没有追悼仪式,没有花圈,没有挽联,陈荣楹静静站在老伴儿的面前,和她做最后的告别。“将遗体捐献给国家,这是老伴儿的遗愿,我帮她实现了。未来我也会这样做。这是我最后能为党和国家做的一点贡献。”陈荣楹说。


编辑:胡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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