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恽寿平《瓯香馆写生册·菊花》

重阳节在中国诗歌史上，和一个人的名字密不可分。百分之八十的重阳诗会提到他。写他，流俗；不写他，缺典。这让后来的诗人往往两难。他就是陶渊明。

他《九日闲居》小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诗中写道：“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菊”和“酒”的关键字，就此确立。虽然九日登高、饮菊花酒以除祸辟邪的风俗久已盛行，但写到诗里，与“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的人生感慨相联系，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他可以算是第一人。这两个关键字，伴随着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千古佳句和人生态度，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比如王维，他的重阳诗，大家熟悉的是“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但他也写过“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李白《九日登山》写过“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古来登高人，今复几人在”。

杜甫写过“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

白居易有《访陶公旧宅》诗，序曰：“余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中说：“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真是爱屋及乌了。

当然李白在永王军中得意忘形的时候，也曾口出狂言“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但我想那大概只是很短的一个瞬间，特定情形之下。他的常态应该还是《九日登山》中所说的“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这种“不得意”，在他的《秋浦歌》中曾有很多表现。当时的秋浦县令姓崔，李白称“崔秋浦”，说“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崔令学陶令，北窗常昼眠。抱琴时弄月，取意任无弦”，即便面誉，也可见出价值取向。

陶潜还有一位铁粉。苏轼贬谪期间，无事可做，黄庭坚称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虽然实际情形是“时宰欲杀之”。再贬海南不久，曾给弟弟子由写信，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实以渊明为精神导师。

另值一提的是游戏之作《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白衣送酒舞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空烦左手持新蟹，漫绕东篱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写馋酒人如漫画。这么一件小事，借“白衣送酒”写来，手舞足蹈、又扫又洗的狂喜，“空烦”“漫绕”的急相，都充满喜剧感。

苏轼也不乏追随者，南宋状元王十朋二十岁在家读书时，写过一首《辛亥九日，侍家君同孙子渊、子昭、子尚登高于家之东山。时菊花未开，坐客皆以为恨。至十月望，独步东篱下，见前日青枝已烂熳矣。东坡云“凉天佳月即中秋，菊花开日乃重阳，不以日月断也”，于是命酒肴，呼邻里，饮于丛畔云》，诗中说：“我思东坡言，邻里乃相唤。斩新作重九，不以日月断。人生贵适意，世俗岂能绊。”唯偶像马首是瞻，连过节的日子都改了。大苏曾有首《赠朱逊之》，小引中对菊花颜色发表意见，“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余可鄙也。’昔叔向闻鬷蔑一言，知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意思是，菊花以黄色为正宗，其他嫁接培育的新品种，全是“伪”菊。苏轼很赞同这个意见，诗中说“愿君为霜风，一扫紫与赪”，想把那些红红紫紫的新品种全灭掉。幸好菊花不听他的。

也有很多人的重阳诗，用“落帽”典故，比如李白“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杜甫“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但孟嘉也不是外人，他是陶渊明的外祖父。

除了陶潜、菊花、酒，重阳节还有太多元素可圈可点：螃蟹、莼鲈、板栗、茱萸、登高、慨思……孟浩然曾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今天读这些诗就是：前人留胜句，我辈复沉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