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家乡，我们圆满完成了战场救护任务！”说起60多年前在朝鲜战场的经历，89岁的郭瑞铮老人眼里泛着泪花，与战友们出生入死抢救伤员的场景历历在目，那些牺牲的战友仿佛就站在眼前。

“朝鲜战场需要人手，谁愿意去？”1951年7月，郭瑞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学习期间，老师发出了通知。“我是党员，我去！”郭瑞铮第一个向校党组织递交了参战申请书。11月，背着小布包，带上止血带等简单药品，装上干粮，她和其他40多个同学出发了。

那一年，郭瑞铮才19岁。

到了朝鲜，同学们分散开来，郭瑞铮被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医疗救护队，开展战地救护。

在朝鲜每天都是血写的日子，每一寸土地都被炮耕火犁。医疗救护队设在离前线不远的隐蔽性较强的山洞中，郭瑞铮和其他战友就在这里抢救伤员。他们一次次从战场上将受伤的战士用担架抬进山洞，包扎、止血，没有担架时，就人背肩扛，背不动时就拖。

郭瑞铮还记得，有一次一位战士完全昏迷，对方将近140斤，又高又壮，郭瑞铮才80多斤，只能背着他一点点往山洞挪。战士衣服被鲜血染红了，来不及做过多检查，郭瑞铮解下自己的皮带给他胸部简单做一个绑扎。就在此时，美军战斗机“嗡嗡”一下飞过来，郭瑞铮第一反应是趴在战士身上护住他。

“他已经中了一枪，不能再受伤了。”可就在这时，战士也醒了过来，他一把把郭瑞铮搂下来，跟他平躺在一起。战士还是中弹了！炮弹第二次打在身上，郭瑞铮顾不了那么多，连背带拖把他弄到山洞进行止血。战士睁开眼睛看着郭瑞铮看着他，两人虽然互不相识，却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遗憾的是，由于失血过多，战友没有抢救回来。

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看着受伤流血不止的战友、听着战友痛苦的呻吟声，郭瑞铮同志的脑中只有两个字：“救人”。有些伤势严重、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必须进行输血抢救，战地医疗站条件简陋，不可能存储大量血浆，也不具备验血条件，为了延续生命，郭瑞铮不顾自己瘦弱的身体，第一时间伸出胳膊，抢着输血。

“我是党员，我是O型血，抽我的。”战友们看到她瘦弱的胳膊和疲惫的身体，都不忍心下针，多次含着眼泪完成采血。最多的一天，郭瑞铮献了3次血，每次献血量都在300-500毫升，由于体力严重透支，她心慌、出虚汗，甚至一度短时昏迷。“还有很多战友们为祖国捐躯呢，我这算什么。”一想到这些，郭瑞铮就干劲倍增，稍事休息后，又冲到救治一线。

山洞里水资源急缺，平时喝水都是吃一口炒面，抓一把雪当水。为保证医疗救护及伤员用水，救护队人员用水基本没有，许多女同志几个月不能洗澡洗头，头发都打结了，每个人头上、身上都长满虱子，实在无法忍受，她们就到洞口借着光亮择虱子。

有一次郭瑞铮和三名护士在洞口有光线的地方择虱子，突然遭到敌机袭击，四个人马上卧倒，敌机走后她们才站起来，这时才发现战友黄大菊没有动，她胸口中弹血流不止，永远地离开了。看着牺牲的战友，郭瑞铮眼泪无声的滑落下来。“她是我的同窗好友，在学校就住在我上铺！”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泪水，郭瑞铮和战友们只能投身到战斗中。

作为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医疗救护队除了抢救伤员，还细心地关心、爱护每一名伤病员，安抚缓解他们因伤痛而产生的急躁情绪。看到伤员因缺少镇痛药品痛苦呻吟，郭瑞铮就像姐姐一样轻声安慰、唱歌，让他们暂时忘记伤痛。伤员因伤口感染出现高烧昏厥，嘴唇干裂，郭瑞铮细心地用湿棉签轻轻擦拭，或将湿纱布中的水小心地滴入伤员的口中。运送危重伤员回国的大卡车行驶在崎岖的道路上，郭瑞铮将头部重伤的伤员抱在自己的怀中，减少强烈颠簸对伤员的伤害。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胳膊、后背、腰、腿出现痛感、麻木，看着怀里的伤员，郭瑞铮咬牙坚持着。

在朝鲜整整待了1年零1个月，1952年12月，郭瑞铮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毕业后分配至部队，第二次入朝，1953年才回到中国。

后来有一次她到野战医院，一听说她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许多杵拐杖的战友立马过来，“我们可见到救命恩人了。”

“其实，他也不一定是我救回来的，但他是伤员，我是医生，这就是战友，就是亲人。”每每回忆起入朝参战的经历，郭瑞铮都很激动。

战场救护工作危险又艰苦，可每当看到伤愈的战士活蹦乱跳、精神抖擞地返回部队，那就是战地救护队医务人员最激动的时刻。伤愈战士返队前那一个郑重的军礼，就是对郭瑞铮和战友们最好的回报和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