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历时13年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进入尾声，全国2760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270余万部古籍拥有了“身份证”。而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收录了781家单位的藏书约6万多种，13万部。

仅从数字的对比看，就足以令人震撼。此间，众多“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现身”，大量“命悬一线”的古籍“起死回生”。

普查开展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们都有隐隐的担忧，这项工作涉及单位众多，数量不明，最终到底能不能抵达目的地？

然而，古籍普查工作者眼中，“书卷多情似故人”，他们时刻把“不教书林有遗珠”的责任放在心中。

故纸堆里破“谜案”

埋头故纸堆，在许多人眼里未免有些沉闷乏味。而在古籍保护工作者的眼中，它却是意趣盎然的。

北京地区古籍收藏历史悠久，收藏数量庞大，很多古籍收藏单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清代。不过，许多古籍都收藏在基层单位，缺乏专业人员进行登记、鉴定。为此，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了“流动办公室”，派出普查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市属单位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开始了古籍“发现之旅”。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古籍普查

当古籍普查小组的工作人员来到这些藏书单位，对古籍像“上户口”一样，一本一本进行登记。题名、卷数、作者、版本、装帧、版式、册数、存卷、破损程度等一项不落地记录在案，并进行拍照留影。

60后的杨之峰从北京大学毕业，到首都图书馆参加工作，就与古籍打交道，迄今已经有三十年了。在他眼里，古籍普查工作就像“破案”一样有趣，古老的文献就是一个个沉默地等着你猜出身份的“老友”。

片纸只字，打着神秘的“哑谜”；断语残言，又透露出真相的蛛丝马迹。

“比如这本书，上面没有作者名号和出版者信息，当初在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费了一番功夫。”杨之峰指着一本题为《旧学四种》的线装古籍介绍道。

在这本书中，作者留下的身份信息是他的一个“号”——“东海褰冥氏”。那么，这位“东海褰冥氏”究竟是谁呢？工作人员拿出了普查工作中最常用到的工具书之一——《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进行查询。按照书中的记录，原来“东海褰冥氏”是清末谭嗣同的别号。

为了印证这个结论，他又翻开《中国现代人物大辞典》，找出谭嗣同的词条。果然，“东海褰冥氏”正是谭嗣同的“别署”，词条中还提到了谭嗣同的几篇文章名称——“寥天一阁文”“石菊影庐笔识”“莽苍苍斋石”，恰好是《旧学四种》这本书的几个小标题。

寻踪觅影，抽丝剥茧。一桩“谜案”就这样被古籍“侦探”们通过推理判断揭开了真相。“北京古籍普查过程中，几十万册古籍的信息，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录入的。”

而这个“普查小分队”在至今长达13年的探寻过程中，还曾有过不少出人意料的发现。比如，他们在为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进行古籍鉴定的过程中，就曾发现了乾隆时期的内府藏书——《班马字类》。

《班马字类》

《班马字类》在清代的用途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字典。为什么说它珍贵呢？正是因为在它上面盖着几个乾隆皇帝的玉玺印章——“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八徵耄念之宝”。

“这些都是乾隆皇帝的私人收藏印章，只有收藏到了极为珍贵的书画作品，他才会盖上这几个‘戳儿’，显示自己已经收藏过了。”据介绍，凡是同时动用了这几个印章的古籍，全部被收藏在了乾隆自己的书库“天禄琳琅”里面。

熟悉角落有“贵客”

北京市属古籍收藏单位有40余家，古籍80多万册。藏书单位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公共图书馆有16家，中学图书馆10家，高校图书馆5家。从行业分布看，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30万余册，高校和中学图书馆馆藏10万余册，文物系统图书馆收藏9万余册。

有些古籍深藏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书库，有些古籍却躲在我们身边不起眼的角落，静静蒙尘。

“令人意外的是，在北京的中学里，也‘藏’着不少珍贵的古籍文献。”“普查小分队”成员邸晓平说，这些在普查过程中发现的古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静守一隅”，却始终被“熟视无睹”。

一批与众不同的古朴书籍就藏身在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的图书馆里，学校的老师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它们的与众不同。但，它们都是“谁”？它们怎么来的？该怎么对待它们？老师们没有把握。

学校向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发出求助，普查小组的工作人员来到二十四中，为这批古籍查“身份”、上“户口”。邸晓平记得，第一次来到二十四中图书馆是2015年9月，那时这些古籍刚被二十四中图书馆的老师挑选出来。

由于年深日久，书籍的表面落满厚厚的尘土。于是，出于对古籍的保护，在登记之前，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先对它们进行了专业的除尘。

拂去尘埃，露出真容。

除尘的过程在邸晓平眼里，是有仪式感的。“这个拂去尘埃的过程，仿佛昭示着普查工作对于古籍保护的意义所在。每完成一次，大家对工作的认同和热爱就又在心里默默深化一次。”

除尘之后，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帮助学校对古籍进行了整理、编目、制作书签。最终，二十四中终于弄清了自己的古籍“家底儿”——共藏有线装书641种4000余册，“其中古籍362种2885册，抄本、刻本皆有，经史子集四部俱全。”

这些古籍收藏是怎么来的呢？那还要从二十四中的“前世今生”讲起。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创建于1923年6月1日，前身为北京私立大同中学，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蒋梦麟、谭熙鸿、丁燮林、颜任光几位北京大学教授共同创办的。它的校址位于东城区外交部街31号，原为明代将领李成梁的府第，后为清睿亲王新府。

普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们查阅资料得知，二十四中的古籍藏书包括睿亲王新府原藏一定数量的古籍，北京私立大同中学的几位创始人带来的一些古籍，以及后来校方采购增加的一些古籍。

“不过，二十四中在历史上曾经历几校分分合合，书籍搬动转移，年深日久，也有部分古籍书叶破损比较严重。”因此，古籍保护中心派出修复专家，对部分破损古籍进行了修复。

了解，正是珍视的第一步。

北京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时刻关注着这些曾掩埋在历史尘埃中，又被他们亲手寻回的古籍的境遇。邸晓平说，目前，二十四中的古籍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学校对古籍保护十分重视，正在申请筹划建立编目系统和恒温恒湿的专业书库。”

雪域高原探“秘史”

2010年7月，西藏古籍保护专项活动启动后的第二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来到西藏图书馆。此后的三年中，她与西藏古籍普查工作一同前行。

在那里，她与沉眠于雪域高原的《蒙古秘史》不期而遇，一段奇缘让身为蒙古族人的她，每每想起总会心绪难平。

《蒙古秘史》

2011年3月，西藏阿里地区全面启动了古籍普查工作。在闻名雪域的古刹——托林寺内，普查工作者曾意外发现了不知为何文的古籍散叶，并求问于萨仁高娃。萨仁高娃通过辨认图片内容，认为是成书于距今900多年前的，记述蒙古民族500多年形成、发展、壮大历史的著作——《蒙古秘史》。

2012年10月，萨仁高娃和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奔赴阿里，在地区文化局古籍办工作人员及札达县文广局局长带领下，对托林寺所藏古籍的普查工作进行查漏补缺。那是一段她难以忘怀的经历。

藏区的古籍普查之路艰辛异常。车陷在泥泞的山路上，打滑几近坠崖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山路不通的地方，普查队员只能骑马或徒步，艰难跋涉。夜幕降临，普查队员们燃起篝火，在羊圈中露营过夜。

西藏普查人员骑马渡河赶向普查点

艰难的路，映衬着执着的心。

无心休整，一往无前。数天跋涉，一行人直奔象泉河畔的托林寺。10月17日，这个日子萨仁高娃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在那天午后，她亲眼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蒙古文散叶。

得知古籍保护工作者们的来意后，住持从佛殿深处取出仍用旧报纸包裹的散叶交给萨仁高娃。手捧散叶的瞬间，她双手颤抖，心跳加速。来自民族和血脉的亲切感涌上心头，令她情不自禁地低头膜拜。随后，她缓缓打开旧报纸，将散叶放在临时搭起的小桌子上，默默注视，泪水在眼圈里打转。

略微发黄的梵夹装纸张上书写的古朴蒙古文赫然眼前，诉说着千年往事。

萨仁高娃在征得同意后，对托林寺发现的散叶进行拍照，并潜心研究。托林寺仅存的11叶《蒙古秘史》，每叶正面左侧用蒙古文写有页码，存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叶（其中两叶仅存照片资料）。内容涉及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抢去，铁木真经王汗与扎木合的帮助，抢回孛儿帖，后与扎木合决裂的一段内容。

尽管仅存11叶，却是近年所发现的最为珍贵的蒙古文史料。

萨仁高娃说，这些散叶作为《蒙古秘史》民间流传的异本，势必为资料欠缺而难于推进的百年“秘史学”研究输入新鲜血液，带来一次巨大的震撼。

萨仁高娃与《蒙古秘史》

一部蒙古文历史文献，能够传入西藏，并在当地得到抄写，本就是一段传奇。而在古籍普查中，又被一位蒙古族学者发现、研究，揭示历史谜底，因缘巧合更令人称奇。

走向更深的“书海”

按计划，全国的古籍普查工作将在今年基本完成。

截至去年底，全国古籍普查完成总量达270余万部1.8万函，已占预计总量的90％以上。全国已有2760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古籍修复总量超过360万叶。而古籍普查的成果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给公众，“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资源总量超过3.3万部1500余万叶，国家图书馆超过2/3的善本古籍已实现在线阅览。

不在沧海留遗珠。尽全力不让一部古籍被遗忘在尘封的角落，这是每一位古籍普查工作者的“初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管理组组长洪琰说，许多基层藏书单位仅零零散散藏有很少量的古籍文献，但它们也没有被普查的目光遗漏。比如，在一个县级小馆——重庆市垫江县图书馆就仅发现了一种古籍：《康熙字典》。而它也如其他所有珍贵的古籍善本一样，被列入了普查登记的目录。

“家底儿”终于摸清了，普查工作者的探索会就此告一段落吗？当然不会。洪琰说，事实上，在这十余年的历程中，作为全国范围内古籍普查登记的组织和协调者，她曾有过许多彷徨和挣扎的时刻。

最开始，古籍普查的登记表被称为“十六表”，里面的注录项目都是经过专家们深思熟虑、数度研讨的结果，全面细致得超乎常人想象。而如今，最终呈现给读者、公众的登记项目中，必填的只剩下六项。

壮士断腕，以全其质。

在十余年的艰辛实践中，遇到过许多进退维谷的艰难时刻。基层单位古籍保存的现状，编目人员业务水平的局限，种种因素牵绊着古籍普查工作前行的脚步。而为了将古籍普查更好地推进下去，唯有披荆斩棘。

“作为古籍保护工作者，这样的割舍，一度让我难以接受。”然而，图书馆绝不仅仅是储存知识的宝库，更是传递知识的载体。有舍才有得，只有将工作推进下去，将古籍普查数据尽早揭示出来，才能让公众尽早享受到古籍普查的成果。想到这里，洪琰感到欣慰的同时，又感叹上下求索的道路依然漫长。

正因为有这样的割舍，才说明，对于古籍普查工作者来说，值得发掘和拓展的项目还有很多，值得深挖和书写的内容还有很多。

“古籍普查工作并不会就此‘告一段落’，它只会向‘书海’更深处走去。”洪琰笃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