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头顶着一片“茂密森林”的先生和学生们刚刚离开，黑板还没来得及擦，白色的粉笔字写着“中国小说史”；架子上的报纸散发出淡淡的油墨香，负责登记新到报刊的年轻人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可以领取八块钱的薪金；校长室有一张圆桌，摆放着一饭一汤……位于沙滩路口的北大红楼静静矗立了101年，即便楼外车水马龙，楼内时光却兜了个圈儿回到了曾经。

一个多月前，北大红楼二层首次对外开放。百年间，这里一度成为办公室，成为库房。令时光倒流的“魔术师”们，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一群工作人员。他们探访曾经在红楼工作过的老人们，翻阅散落在各处的回忆录，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曾经的采访视频，从故纸堆里翻找蛛丝马迹，力图让观众可以触摸到百年前的历史。

校长室：“一饭一菜”找回历史的温度

踩着暗红色木地板，从中间的楼梯走上北大红楼二层，右手朝南第一间房是校长室。大门敞开着，除了正常的办公桌椅，屋子里还有一张普通的圆木桌，上面摆放着一盘青菜、一碗汤，还有一碗米饭。这是校长蔡元培家人送来的一餐。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秦素银说，1918年下半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红楼在这里设校长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当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已经近两年，他主持的北大学科改革初见成效，工、商两科停办，文、理两科扩充，增设史学门和地质学门，文、理、法三科各自成立研究所，校内学术研究风气日渐浓厚，蔡元培经常在办公室召集会议，与北大教员讨论校务、制定规章等。社会上对北大给予了高度评价“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整顿以来，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为。”

“我们希望将这份感动在博物馆里体现出来，让观众体会到历史的温度。”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陈翔说，在查询历史资料的时候，有一份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提到，当时学校没有食堂，蔡元培每天要点“外卖”，一次他好奇地打开了送饭的篮子，里面就是粗茶淡饭，没有荤腥。“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收入不菲，但坚持布衣简从，安贫乐道，他一生致力于救国，从不把职务作为谋私利的工具。 这一次恢复二楼陈列时，我们就特意复原了这个小场景。”

陈翔说，找回旧时光，不仅要读史，还要有一些合理想象。“历史不是拍纪录片，处处有痕可查。但是做博物馆，不仅要讲故事，更要吸引观众主动走进历史。”

校长办公室：屋里人是历史和现在的“桥”

从校长室出来，往东靠北的第一个房间门外挂着“校长办公室”的牌子，用途是校长秘书室，而秘书主要是办理校长函件往来事务。

门内，老式办公桌上，摆放着绿色玻璃罩的台灯。门旁衣架上挂着一件深色大衣和一顶帽子。仿佛屋里的人刚离开。

屋外的说明牌很有意思，说屋子寥寥几笔，绝大部分篇幅是人物传记。摘抄如下：1918年时的秘书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文本科教授徐宝璜。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1912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经济、新闻等专业。1916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徐宝璜是北大著名社团新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和导师，也是《北京大学日刊》的编辑主任。徐宝璜编写出版的《新闻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新闻学专著，被誉为“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陈翔说，因为有人在屋子里工作过所以才带来了生机，因为有人在屋子里办了很多大事儿所以才带来了回忆。而这些人就是一座座架在历史和现在“桥”。

位于北大红楼一层的第二阅览室，就因人出名。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为了方便在北大征求会员并解决生计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北大找一份差事。他通过以前的老师杨昌济的关系找到蔡元培。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还专门写了一张便条给李大钊。后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毛泽东在第二阅览室工作，每天负责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名字，领取八块钱的薪金。如今，这件阅览室恢复了陈列，报架上摆放着《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华文日报》，还有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神州日报》等。陈翔说，这些报纸虽然只有一面露脸，但每一张都是按照当年报纸原样复制的，正反面印制。“我们希望还原最真实的场景，这里容不得投机取巧。”

文科教员休息室：“假”位置真故事

二楼C位，有一间可能是“虚拟”的屋子——文科教员休息室。陈翔说，我们曾经找到过一本《北京大学文科一览》，附图中逐次对1918年红楼各层各房间的使用状况进行考证，特别关注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工作、学习的地方，力图真实、细致地揭示当年红楼的原貌。在二层图中，并没有这间屋子。

但是文科教员休息室是确实存在过的。据北大学生罗家伦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有名的师生聚谈场所，一个是二楼国文教员休息室“群言堂”；一个是一楼图书馆主任室“饱无堂”。“群言堂”以南方人为主体，“饱无堂”以北方人为主体。“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这处供教员休息的地方，有时也用来开会。

这里当时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

二楼正中的位置设有大阳台，工作人员很难考证这里是否曾经就是“群言堂”。也许当年这里只是靠墙摆放了几组长椅，老师学生们是在开放的空间里畅所欲言。陈翔说：“我们也会继续深入研究，如果有新的进展也会随时调整展陈，将最真实的历史展现出来。”

文科学长室：五十年代复原展成了重要参照物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大红楼建成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二楼，挂牌“文科学长室”。

与现在的办公室的陈设风格不同，陈独秀的办公桌摆在了屋子中间。这种风格参考了“最权威”的资料——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红楼尚未对外开放，但是当时文物部门在一楼布置了两处复原展，一处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一处是第二阅览室，供内部参观。“当时很多曾经在红楼工作、学习过的老人还在世，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们逐一拜访他们，几乎原汁原味地复原了历史。”陈翔说，这两个展览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也成为红楼很多复原陈列的参照物。“一些家具的摆放特点、一些用品的年代感，都会参照当时来设计。”

还有一些观众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工作人员也格外用心。“李大钊的办公室是里外套间。按级别，陈独秀更高，所以推测他的办公室也是套间的标准。但是这次二楼布展开放时间非常紧张，我们来不及在墙壁上‘做’一道门了，干脆挂了一幅油画。”陈翔说，这幅画的内容是蔡元培和新青年的同仁们。当年，《新青年》的同仁们商量好再办一个“更迅速，刊期更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召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开会，议定创刊《每周评论》，会上推举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逢周日出版，文科学长室即为编辑所。

日刊处：“时光机”制造地

历史就藏在一摞摞的故纸堆里。这些年，工作人员翻阅了1918年的《本科现行课表》《预科现行课表》《兼习的外国语班次表》《预科国文教员担任钟点表》《教职员表》《班长表》《教务处办事细则》等各种各样可以找到的材料。

《北京大学日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它创刊于1917年11月，是北大最早创办的刊物，具有公报性质，每天出刊，刊登新闻和公告，介绍北大师生及社团活动，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对新文化运动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北大红楼二层有一处日刊处，就是当年《北京大学日刊》的编辑处。陈翔说，蔡元培聘请徐宝璜担任《日刊》主任，经理一切事务。日刊处除主任外，设事务员、书记各一名。事务员负责招登广告、发送稿件、管理印刷、发卖日刊、购买纸张等，书记负责办理缮写校对等事宜。

【展望】2021年北大红楼有望全面开放

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北大红楼有望全面开放。

一些细节会逐步恢复。陈翔透露，很多人提过一个线索——蔡元培的办公室书架上曾经摆放了一个炸弹，令很多人一进屋就吓了一跳。“这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很有看点。但我们还在考证当年办公室里摆放的炸弹是什么样子的。虽然是复制品，但也必须符合历史原貌。”

校医室、第36教室等都将陆续恢复。陈翔说，希望北大红楼重新焕发出青春和活力，让更多观众走进北大红楼，感受历史，传承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