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由国家图书馆摄制的口述史纪录片《口述国图》举行北京首映式，106分钟的纪录片，以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视角回顾了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将这位110岁“老人”的故事娓娓道来，是国内第一部记录和展现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口述史纪录片。影片中，国图老馆员们讲述了自20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建馆伊始，至20世纪末国图走向现代化的岁月历程中，难以忘怀的经历和感受。

2003年，国家图书馆启动老馆员口述史访谈项目，10余年来，共有47位老馆员及其亲属接受口述访问，累积了200多小时105万字的口述资料。以这些珍贵的影音文献资料为最基础，国图特别于建馆110周年之际，制作影片《口述国图》，献给国图一代又一代的馆员们，也献给国图的每一位读者。影片全面记录了几代国图人平凡而伟大的坚守，和始终秉持的赤子之心。

在他们之中，有两位老馆员用一生陪伴国图，已经走过了半个百年。让我们跟随这两位老馆员，倾听他们与国图之间的深情往事。

万长福：缘起文津街

1962年，在北京大学攻读了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后，29岁的万长福来到了位于北海之滨的文津街7号，那时，国家图书馆还叫北京图书馆。在这里，万长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登记处给读者办阅览证。

万长福

每天早上六点多，热情的读者就已经来到图书馆，在前院排起长队。为了让读者能尽快进馆，读上自己想要借阅的书籍，万长福总是五点多从家出发，骑着“二八”自行车，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穿越北京城，来到图书馆。登记处柜台里的小小空间，就是万长福的一方天地，他笑着向每一位进馆的读者问好，帮助他们办理阅览证，在柜台里一站就是一天。大家都说，这个沉稳礼貌的小伙儿真不错。

普通阅览室、目录室、出纳台……而后的十几年间，万长福被调任到不同岗位任职，图书馆的每个角落，都曾留下他勤劳工作的身影。1978年，万长福受命负责管理书库，成为书库组的副组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书库情况非常乱。取书慢，拒绝率高，差错多。工作人员态度懒散，随意脱岗。”万长福回忆起当时组内成员的工作状况，当时，小组将情况反映给馆领导，并提出在馆内推行岗位责任制。经过两次“进谏”，终于在1983年第三次“进谏”时，时任副馆长谢道渊、胡沙听取了万长福等人的提议，同意实行岗位责任制。

万长福

“具体措施涉及经济和人事两个方面：每月人均五块钱奖金，把这个奖金交给组长分配；再就是不听指挥，不好好工作的，组长有权上交人事处。”万长福介绍说，1984年起，他升任阅览部副主任，岗位责任制最早在外文采编部和阅览部典藏组试行，后来推行到全馆。“改革的效果在阅览部立竿见影——以努力工作为荣的风气愈渐盛行，大家工作的脚步加快了，为读者取书的时间限定在15分钟。我会关注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在每个月末奖励付出劳动多的人。”

除了从“软件”上提高馆员的工作效率，万长福还从“硬件”上帮馆里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为了切实解决人工“借书时间长、传书慢”的“硬伤”，他专门请北京市机械研究所为馆里研究设计了“小车传送系统”，后来又出国考察，采购借鉴德国的系统，为文津街馆内和正在建设的新馆一期选购了书刊传送系统，“当时在一般情况下,七秒钟就可以把读者的供书条送到书库，十几分钟后即可拿到要借的图书，大大地改善了借书时间长的现象。”万长福说，至今，该系统仍在新馆一期使用。

万长福年轻时照片：上图为52岁时在香港，下图为去日本考察

时光飞逝，匆匆几十载，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已是年逾八旬的老者。去年8月，万长福又回到了文津街，去见一见他那久违的老朋友。从当年骑车上下班的前院，到与自己日夜相伴的阅览室、书库、出纳台……这里的一切景象是那么的熟悉，却又焕然一新了——万长福说，自己进来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安静，“以前因为没有新馆，大家都集中在这儿。”眼前的场景再次将万长福拉回到那个令人欣喜的日子，1987年，新馆一期落成，万长福负责老馆的图书搬迁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图书包装打捆，标上编号，编号的顺序大小都有讲究。当时我们动用了北京军区的十部大汽车，把老馆墙壁上的窗户打开，直接从窗户搬到车上。为了保护书籍，强调文明搬迁，大家搬书时绝对不能扔来扔去。”

现座落于紫竹院公园北侧的国家图书馆总馆一期，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气势恢弘，庄重典雅，荣膺“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榜首。对万长福来说，新馆的建成圆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梦。“这个新馆我们盼了一辈子，终于建成了，办好了，她是那么气派。从阅览室、出纳台，到书刊、索书条的传送系统，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有一份力量。”

宋克夫：重返柏林寺

1955年至1987年间，北京图书馆（原国家图书馆）曾拥有过第二阅览部，坐落在北京东城东北角的一座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著名庙宇——柏林寺内，因此也常被称之为“柏林寺分馆”。1955年经上级决定，把柏林寺交给北京图书馆使用后，存放在该处的藏书范围越来越广，藏书册数愈来愈多，特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发展迅速，当时在柏林寺入藏图书约六百余万册，占全馆藏书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宋克夫

1960年的秋天，为了解决第二阅览室人手不足的问题，35岁的宋克夫被调任至此，和妻儿一起住进了柏林寺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一待就是十五年。

时隔五十余年，94岁高龄的宋克夫重新返回柏林寺，走进当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昔日往事涌上心头，老人不禁潸然泪下：“原来我们老两口和孩子都住在这里头，这儿是我的办公室，更是我的家。”

在柏林寺，宋克夫担任的是保卫科长，负责安全保障和后勤工作。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保存着宋克夫的点滴心血。“老伙计我又来了，我来看你了！”宋爷爷来到寺院内，将手郑重地放在一棵巨大的古树上，轻轻抚摸着它的树干，像是在拍一位老友的肩头。古树旁，一排年轻的树正舒展着茂盛的绿叶，当年宋克夫看“老伙计”太孤单，就栽了几棵小树给它作伴，“现在都这么高啦，也有五六十岁啦。”宋爷爷抬头望着昔日的“小朋友”，欣慰地笑了。

宋克夫和“老伙计”

花匠、木匠、电焊工……在柏林寺期间，宋克夫不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爬房顶装避雷网、开火烧锻炉这种体力活从来难不倒他，一进到书库、阅览室，他便立刻静了下来——在阅览室为读者服务时，宋克夫也积累了不少找书的小经验，“图书在多次借阅、翻阅的过程中，书号会有磨损，可能有的书上写的是数字8，但是8被磨成了3，这要细心留意；还有读者对书名可能会记错，检索的时候可以用多个关键词检索一下。”

宋克夫70年代在柏林寺照片

柏林寺分馆不仅收藏着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古旧线装书籍，还入藏了许多中外文平装书，期刊的入藏范围也相当广泛，馆内的中、俄、英、日等文种所有的社会科学杂志及部分自然科学杂志的合订本也收藏在这里，同时还收藏有朝鲜、阿拉伯、越南、印地等文种的期刊和国书资料。这里的所有典藏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科研工作者、学者和热心读者，然而，寺内可提供给读者的阅览室却不多，读者经常在阅览室外排队等候。为此，宋克夫向时任馆长刘季平建议，扩充阅览室，增加座位，“我的建议立马得到刘馆长的同意，没过几天，阅览室里摆上了更多座位，读者们不再需要排长队等着看书了。”

1985年，60岁的宋克夫告别了他守护半生的柏林寺，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后，柏林寺馆区便不再为馆内使用。在这座充满回忆的殿宇前，宋爷爷高兴地和自己的“老伙计”留了个影，“老伙计再见了，我守护馆区的任务圆满完成，你要继续守着这片土地呀。我有功夫就来看你！”

制作团队：国图的故事还在继续

正如万长福、宋克夫等老一辈国图人所期望的，如今110岁的国家图书馆已是亚洲第一大图书馆，总馆南区（一期）、总馆北区（二期）、文津街古籍馆三处馆舍并立，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三位。国图馆藏文献超过4000万册件，古今中外、集精撷萃，位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七位，其中中文文献收藏世界第一，外文文献收藏国内首位。最早的馆藏可远溯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拥有“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四大专藏”等珍贵特藏300万余册件。

国图建馆的百余年间，一代代图书馆人用智慧和力量推动着国图的发展，坚守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

“2003年起，‘国图老馆员口述史’项目启动，共有47位老馆员及其亲属接受口述访问。《口述国图》将这些默默无闻的文明守望者的形象跃然于屏幕之上，在每一位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主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让公众、让读者难得的了解到国家图书馆曾经的那个过往，看到珍贵的影像资料，也更加亲近图书馆，了解图书馆的职责和文化使命。《口述国图》的展映，也是以口述史的形式记载历史，以纪录片的形式传播文化的一次新尝试，向公众展示了新时代图书馆的新变化与新发展。

截至本片完成，已经有16位受访人相继离世。记忆的抢救与保存工作仍然紧迫。

对老馆员的访问，不会停止。国图的故事，还在继续。

国家图书馆供图